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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关于孝悌，从孔子起一直被名儒大德列为做人做学问的根本，那么为什么作为先哲，会把孝悌认为是基石？道德观念上说“百善孝为先”，这个是从孔子起而创建的还是远在老子时代就有的？这是时代背景的产物还是孔子自我哲思的产物？
袁伟时：孝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不是某个圣人创建的伦理观念。产生于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已有“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永言孝思，孝思维则”等句；《尚书·酒诰》据说是周公对康叔的告诫，也提出要“用孝养厥父母”。也就是说，早于老子、孔子时代已形成了孝的观念。
孔子及其弟子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论语》多次提到孝悌。有位史学家说得好：“孔子强调的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认为这样就可以影响政治，存在着‘孝’与‘为政’并行不悖的内涵，尚未将孝与忠直接统一起来。”（赵裕沛：《两汉家庭内部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第2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武汉版）更没有提出“百善孝为先”的极端概念。
孝悌作为伦理规范广泛流传，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关系的产物。血缘关系的亲密和等级不可逾越是它的基本内涵。一个血缘关系没有被工商业和政治发展充分冲破的东方宗法社会，国是家族宗法关系的扩大，“百善孝为先”的观念便应运而起了。
友：孝悌既然作为国学的基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它的“美”的核心在哪里，又如何能让人们感受到？“二十四孝”所记载之事，大多需要极端付出，令人望而却步，其中有无美学基础？
袁伟时：秦汉之际，托名孔子遗言的《孝经》面世，把儒家关于孝的理念系统化；加上朝廷宣布“以孝治天下”，“孝悌”成了历代巩固宗法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之一。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就其积极一面而言：
1、它适应农耕自然经济，巩固家庭、家族关系，按血缘关系结合的宗法团体有助于抵御自然和社会风浪；有的且筚路蓝缕，开拓新的经济发展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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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血缘关系的内涵，注入新的感情和伦理因素，升华成为激励上进的动力（所谓光宗耀祖）和温暖、多彩、高尚的道德图景，催生了历代文人吟咏的激情。
而其消极方面则在禁锢个性，强化等级、服从和恭顺。
至于所谓“二十四孝”大都是极端片面和愚昧、残忍的故事，显露宗法关系的丑陋一面，不足为训，说不上有什么美学价值。
友：有一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但是往大了说，对国家尽忠也是大“孝”，这句话是不是错的呢？
袁伟时：就前现代国家而言，所谓“移孝作忠”，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是统治者凭借宗法关系，收揽人才，团结内部，为自己服务的理念。19世纪以降，中国步入国家和社会转型期，这个理念就过时了。历史洪流追求的是中国人要冲破宗法关系的羁绊，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政府则是保卫公民自由的工具。正确的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友：现代人都市人多把“孝悌”视为负累，“家和万事兴”也往往偏重了小家庭而偏离大家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传统意义上的孝悌在这个日新月异和世界地球村化的时代需要改变吗？
袁伟时：现代人需要自由结合的小家庭。这是公民的港湾和不容侵犯的堡垒。在这里需要和睦与挚爱。传统的孝悌，经过净化后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仍然会被人们认可为家庭美德。大家族的瓦解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公共空间建立后的必然结果；不必惋惜。有些人冀图以大家族为建构所谓中国式的民主的基层组织，这是对过渡期的某些现象缺乏深度观察产生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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