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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编纂有时需要一段青春，有时需要一辈子，有时需要几代人的接力。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了22年，《牛津英语词典》编纂了70年，《辞海》编纂至今已80年，但仍在路上。耗时长、要求高、难度大等特点，让辞书编纂不仅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更是一项“遗憾的事业”。
如何让这项事业少些遗憾？为此，记者采访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巢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资深辞书编辑车云峰，让我们听听老中青三代辞书工作者的心声。
记者：优秀的辞书编辑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
巢峰：辞书编辑必须坚持“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许一字空”，这个冷板凳我坐了四十多年。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从1979年第一次制定辞书出版规划，到2000年才诞生了1979年版的《辞海》，以及《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等一批补白性词典。
辞书被称为“无人的老师，无墙的大学”，要求编纂者必须严谨、博学。《辞海》内容包罗万象，一个词条虽然只有几十个字，但要逐字推敲，无一字空话，同时要求引文严格。1992年，我带头批评了辞书界抄袭剽窃、错漏百出的风气，但如今这一不良风气并没有完全杜绝。
于殿利：辞书，通俗的名称叫“字典”或“词典”。这里所谓的“典”，就是可以作为标准和法则的典范性书籍。要编出优秀辞书，要求编纂者知识面既专且博，是个杂家。《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历任主编或修订主持人都是语言学大家。学界曾对《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出版归纳出“《现汉》精神”，其中有一条就是“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辞书多是集体工作，个人的努力和贡献往往融入集体的工作之中，难以独自呈现。所以做好辞书工作，要耐得住寂寞，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
车云峰：辞书编辑要做专家与杂家。以《新世纪英汉大词典》为例，收词达25万条之多，其中百科条目分布于130多个细分学科领域，没有一专多能的知识体系，要想做好这样一部巨著的编校工作绝无可能。
记者：当今辞书编撰人才短缺的难题应该如何解决？
巢峰：因为工资低，很多年轻人把辞书工作当跳板，做一半就走了。遇到困难就转换事业“跑道”，永远不可能成为专家。但也要适当提升待遇，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
于殿利：培养优秀的专家队伍，需要调整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目前在很多高校，辞书编纂不算科研成果，各种成果奖励和基金评议也极少落到辞书上面，更遑论给予经费支持。长此以往，当年全国各地专家自愿参与编写《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盛况恐怕难以再现。此外，政府应当根据辞书编辑出版的特殊规律，制定相应的政策，为辞书编辑的成长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车云峰：受到数字化、互联网浪潮冲击，传统纸质辞书出版式微，新模式尚在探索之中，传统人才出现断档也在情理之中。辞书形式在变，辞书人才也在变，多元化的形式呼唤多元化的人才，但传统眼光尚未将很多人才纳入其中。辞书人新时代的长征，仍在路上。
记者：我国辞书编撰和出版需要怎样守正创新？
于殿利：首先是内容上守正创新，在保证图书高质量的前提下，条目及释义要体现思想文化的时代性、知识的体系性。其次是在出版形式上守正创新。要把握媒体传播形式，适应读者阅读习惯，做到纸电同步、媒体融合。传统纸质辞书适合深阅读、细查考，也宜收藏留存；数字辞书方便携带。
车云峰：数字时代下，纸质辞书市场近年来大幅萎缩，中外概莫如此。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停止出版纸质《不列颠百科全书》后，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宣布停止出版纸质《牛津英语大词典》等一系列词典。辞书界看似哀鸿遍野，实质是时移世易。如今新词大量快速涌现，纸质辞书更新周期长，又太过厚重，成本高昂。而电子版却可以随时随地查阅，实时更新，价格也相对低廉。譬如，网络版《牛津英语大词典》推出十多年来，月点击量达200万以上。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辞书何须必为纸？（本报记者 李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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