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儒阴法”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光明日报·国学》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

多向多元而一体，是中国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今天我们倡导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有之义就是全面开展对诸子各家的研究，推动出现一个新诸子时代。在此基础上我们期待通过会通融合，构建起多元一体的当代中华文化。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召开的“由礼到法——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王晓波先生对法家的思想价值、历史地位发表了看法，提出实事求是看待法家的主张。本刊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概从太史公开始，至少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儒家主张封建，秦汉以后有没有封建？儒家主张井田制，秦汉以后有没有井田制？都没有。萧公权就认为，儒家讲仁义道德，法家讲制度，秦汉以后整体上都是法家。所以我在《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一书的看法是“阳儒阴法”。伦理学是儒家，政治制度是法家。这是很奇妙的结合。“阳儒阴法”的制度，两千多年历朝轮替，但这个原则始终没有改变。

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社会的有序性是最好的。美国的民主制度200年，中国的“阳儒阴法”却已2000多年。秦亡看似法家思想的缺点，但我认为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其实际行为超越了法家思想的界限。韩非子曾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因为下雨迟到就要杀人，这符合人情吗？这是违背人情的，不合人情的。秦始皇迷信法治，而法家是根据现实而制定法律的。不是法家有太多的问题，是秦始皇的政策问题。因此，历代学者对法家的看法，大部分我是无法接受的。首先，中国社会是“阳儒阴法”，并非大部分学者所主张的“独尊儒术”。其次，从胡适之到郭沫若，他们都认为韩非子主张性恶。然而在我看来，韩非子根本不认为有先验的人性论。性恶也好，性善也好，这些都是天生的、先验的人性论。韩非子所讨论的始终都是人情，而非人性。好利恶害是人情，不是人性。我无法接受性恶论、性善论的说法。另外，一些学者，包括陈启天在内，都认为法家是从管子开始的。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管子没有铸刑书。《汉书·艺文志》将李悝作为法家第一人，我也不能同意。

我认为无论从事迹还是思想来看，子产才是先秦法家的先驱、第一人。首先，如果没有公布法，就没有法家。其次，法家所主张的两点：人情好利、严刑峻法。这些都是子产的主张。所以我认为法家是从子产开始的。这次会议交给我们的题目是“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我想起子产给叔向的回答：“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救世，这就要求变法。所以，法家的思想，就是从“吾以救世”开始的。所以我也许会与传统学者唱反调，不但以子产为法家的第一人，而且认为子产开启了法家的政治和政策。请注意，我这里没有用“法家思想”，而是说法家之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家研究政治思想都要研究其经济背景，而这正是唯物史观。

子产为何要变法？子产的变法并非无缘无故，其所在之世已经维持不了了，所以他要救世。他所在之世为何维持不了了呢？我们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农业的问题。上海博物馆挖出一条铜牛来，铜牛鼻子打洞，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在农业中使用畜力。在此之前，生产工具非常简陋，如贝壳、石头，因此，耕田需要大量的人力。正如《诗经》所言：“十千维耦。”要动员如此多的劳动力，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因此周初以来的封建制度，实际上是封民封土。君子居于国中，而民居于野。以鲁国而言，被封之民为殷民六世。因此，只有了解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够了解孔子在《先进》篇中所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的深刻含义。以今天的思维来看，我们很难理解孔子的这个观点。但是，这里所讲的“野人”，实际上就是殷民。孔子也讲得很清楚：“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所以，所谓“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其实也就是“先进于礼乐，殷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其实也就是“后进于礼乐，周人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实际上就是周丧失了礼乐，就到野中求之于殷人。在农业具备了牛耕和铁器的条件下，就不需要动员庞大的劳动力来开荒。但是，新的问题产生了，即人口数量的几何级膨胀。正如韩非子所言：“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耕地的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大量人口的生存。面对这一压力，人们只能选择“辟草莱”。而这一选择，逐渐地动摇了井田制度。这样，我们就读懂了孟子的言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之所以反对开荒地，是因为其动摇井田制。随着人口的增长与“辟草莱”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不缴税、不纳粮的私田农。随着时间的发展，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即向私田农收税，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相应地，私田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另一部分面临生存危机的人则到了国中，成为国人，给国都政治带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子产颁布了刑书。刑书的具体内容我们并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一个反面教材，即晋国大夫叔向对刑书的反对。叔向认为：“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人民热衷于争讼，名家也就随之而生。后来晋国铸刑鼎，孔子也加以反对。然而，法治的思想依然在不断地发展。

子产之后，又有李悝、商鞅、韩非等人。商鞅至秦国而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这样的情形下，商鞅被车裂。商鞅与吴起都因损害贵族利益而身死。吴起死后，变法不存；商鞅虽死，而商君之法仍存。随后，沛公入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形成了汉律，一直沿革到了《大清律典》。我们可以看到，法家之治的形成，其来有自。更有汉宣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之言，这也说明中国社会向来是“阳儒阴法”。这也相应地佐证了中国的法家之治起源于子产，而子产的思想又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息息相关。（王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