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说三国人物 谁是东汉末年真正的“坏人和恶人”

三国是在汉末乱世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乱世是豪杰蜂起，也是混账横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物往往很多，正负面的都不少，但是真正上档次，够重量等级的其实并不多，大多也只是浑水摸鱼，侥幸获利而已。三国时期，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智谋人物、人文人物，隐逸、医巫、怪妖等等，什么人物都有，忠奸杂陈，能否相间，正邪各有其场，人鬼俱现江湖。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演得世界斑驳陆离。

坏人和恶人

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到汉灵帝中平六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共有四个年号：汉灵帝的中平六年、汉少帝刘辩的光熹元年、昭宁元年，汉献帝的永汉元年，这一年就是公元189年），21年之间，汉代官员，两次与外戚合作，试图彻底清除宦官势力，都以惨败而告终。

第一次是太尉陈蕃跟外戚大将军窦武合作，背后有天下知识精英的共同参与，结果陈蕃先死，窦武继之，全体知识精英被彻底一网打尽。第二次是司隶校尉袁绍与外戚大将军何进合谋，参与者虽然已不是天下知识精英，但还是有相关知识背景的州郡和朝廷官员。结果何进死了，袁绍没死，带领自己的部队把宦官全都杀死了。宦官是杀了，可是董卓来了，刘汉王朝由此彻底覆灭了。

王立新说三国人物　谁是东汉末年真正的“坏人和恶人”

影视剧中的袁绍形象

您可能会问：袁绍既然自己就可以解决宦官，为什么还要招引较之财狼更加凶残的董卓之师，进京来剿灭宦官呢？是不是说，袁绍劝何进招董卓进京，希望他毁掉汉家江山，然后，再伺机把天下窃夺到自己的手上呢？

这是个大胆的猜想，大胆的程度，不亚于数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尽管这种猜想，需要不平凡的勇气和思想的能力，但却过高估计了袁绍，同时也有诬枉袁绍的嫌疑。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中，分析汉末讨宦官而导致汉朝最后毁灭，说了七点重要原因，其中第六点是：“袁绍兄弟，包藏祸心，乘时构乱，而无戮力王室之诚；曹操识之明，持之定，而志怀叵测，听王室之乱，居静以待也。”船山先生此处的说法，就属于这种大胆的假设，缺乏有力的事实根据。

当何进诛杀宦官的时候，曹操和袁绍，用心虽然未必“纯一”，但也没有升起借此扰乱天下，希望把事情搞大，闹得天下大乱，从而侥幸得利的心思。他们于汉朝廷虽然已不再像陈蕃、李鹰们一样赤城，但确实还没有“包藏祸心”，尤其没有“乘时构乱”的想法。因为天下已经大乱，不待袁绍和曹操去乘时而“构”，“静以待变”，或许才确实是他们当时的真实心态。但是他们还都很看重自己是朝廷重要官员的身份，希望能在那样的位置上有所作为，以便继续升迁。因此，所谓“静以待变”，也不应该是想要乘机窃夺政权的意思。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袁绍这次跟何进谋划诛杀宦官，与窦武和陈蕃那次不同。尽管那次窦武同样是为了夺取宦官手中的权力，但他并没有何进与宦官的那种过于直接的私人怨愤。袁绍参与这次诛杀宦官，主要是为了帮助何进，最多也只是依托何进，以求升迁，并不怀有另外的“深远”企图。

汉灵帝末年，宦官蹇硕因惧怕何进将来对自己不利，联合其他宦官一起，向汉灵帝耳边不断吹风，说是西凉韩遂，一向目无朝廷，其人狡黠难治，从前派张温征讨，一时散去，而又复来。说韩遂是朝廷的边患，必须除掉。建议由大将军何进亲自率兵前往征讨，想用这种办法，把何进调离朝廷。灵帝下诏以后，何进却以人马尚未鸠合齐备为由，不断拖延，直到灵帝死掉，仍然没有动身。灵帝生前，想要废掉何皇后所生的十四岁的太子刘辩，另立王美人所生的九岁的王子刘协。还没来得及办理，就病入膏肓，死前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了宦官蹇硕。蹇硕秉承皇命，在灵帝死后准备废掉太子刘辩，让刘协继位。蹇硕害怕刘辩的舅舅大将军何进阻挠，于是就想先杀掉何进，然后再立刘协，结果被人泄密了。

刘辩登基之后，尊何皇后为太后，何进得以全面掌控朝政。何进立即实施报复行动，首先除掉了蹇硕。

袁绍乘机希望何进把宦官全部赶出朝廷，用心并不在于自己夺权。何进说服不了太后，袁绍才出主意调用外兵来胁迫太后（就是吓唬女流），目的只在清除宦官，不在招引董卓进京。而且当时所招，也并不仅只董卓一人。包括何进的亲信属吏——大将军府掾王匡、骑都尉鲍信、东郡太守桥瑁等，都在被招带兵进京之列。何进甚至指使手下将领——武猛都尉兼并州刺史丁原，率兵“入据”自己的国都城郊的河内郡，还攻入洛阳附近的孟津县，大肆放火，作大声响，制造出不赶走宦官，就攻破都城，实施“兵剿”的架势。冲天的烈焰，吓坏了何皇后，只得同意何进暂时“解聘”宦官，不再让他们进宫服侍。

这时董卓已逼近京师，何进宣诏令其退回本部，董卓不得已，只得暂时向回退了几十里，等看时机。

但是大宦官张让等前往何皇后的母亲舞阳君处诉苦，何母，就是那位受封舞阳君的何皇后的老娘，赶紧进宫给宦官说情，何后又把宦官都招回来了。袁绍一看形势要被逆转，继续鼓动何进，说谋事已泄，千万要坚持住，不能犹豫，否则就会重蹈窦武的覆辙。何进虽然表面坚定，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门负责收拾宦官的狱断之事。但内心深处，还是犹豫未决，犹疑不定。为了坚定何进的信心，把驱除宦官的“事业”进行到底，袁绍首先下令各地方官员，搜捕宦官在地方上的亲族势力。在袁绍的一再催动下，何进再次入宫向何太后奏请诛杀宦官，被潜伏在窗外的宦官们听到了。宦官们眼见死定，决定先行下手。何进一出宫，宦官们就把他的头割下来了。董卓闻听宫中有变，立刻率众急进，闯入京城，控制了朝廷。当时只有董卓，才真正是“乘机构乱”，“静以待变”，而不是袁绍和曹操。

宦官们既先动手杀死何进，袁绍，还包括袁术，还有何进的弟弟何苗等，一时情急，狗急跳墙，率众攻打皇宫，冲进皇宫里，把宦官差不多都杀光了。

当年汉灵帝刚死，何太后听政，袁绍招引外兵前来的意图，只是想给太后施加压力，好让她同意诛杀宦官。杀宦官自然不难，但得太后同意。太后不同意，不能妄杀宦官。可是要让太后同意杀宦官，比杀宦官这件事情本身难度更大。

或许您可能这样设问：袁绍后来还是没有听太后的旨意，还是在没有朝廷圣旨的情况下杀掉了这些宦官，而且就连不是宦官的没长胡须的人，都要脱掉裤子让大家验证自己不是宦官，才能捡回自己的性命，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这个不难解释。

宦官既然已经把何进杀了，那就等于宦官率先无视朝廷的存在，太后既不同意何进诛杀宦官，也同样不会同意宦官去杀她的娘家哥哥，那是她的靠山。宦官既然无视朝廷的存在，袁绍等自然可以跟着效法。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袁绍不能再等，再等就死到临头了。蝼蚁尚且惜命，困兽岂能不斗？假使狗也有智慧，知道主人要杀它，一旦跑不掉，它也会反过来不顾“主奴”或者“君臣”之义，先来进攻主人。这种做法，一点儿都不奇怪。君臣方所，还有主奴位置，都是在平常的状态下，才被安稳地摆放在那里。到了生死关头，自然会生出新的样式。如果君王一定要无缘由地置大臣于死地，主子非要莫名其妙地杀死奴才不可，到了这样的时候，大臣就不必再像大臣，奴才也就不是从前的奴才了。

所以，袁绍带兵入宫斩杀宦官，不必跟他提议招引外兵进京来胁迫太后同意诛杀宦官当成一回事来看待。更不必引申出很多枝节，以扰乱我们对于历史进程的视线。“包藏祸心”，“乘时构乱”，这种情况在董卓身上确实有，但在袁绍身上，其实真没有。他没那么奸猾，更没那么老辣，尤其没那么狠愎和不自量力。我们既不必轻易抬高他，也不当随意毁谤他。

袁绍断然不是个好人，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坏人，后来的表现，尤其能表明这一点。当年袁绍诱骗韩馥，诈得冀州之后，鲍信就曾明确的对曹操说：“袁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只以构难。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说是袁绍一旦得手，就会成为第二个董卓。鲍信建议曹操先在黄河之南发展势力，静观时局变化。

船山先生说曹操“静以待变”，其实也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年何进谋诛宦官时，以曹操的身份，其实可以说是“无变可待”，无论曹操自己静不静，天下之变，都没有曹操什么事儿。

袁绍开始心怀异志，显然也是在董卓控制朝政，自己逃出洛阳以后。不止袁绍和曹操，孙坚、公孙瓒、刘表、公孙度等，很多军阀都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明确有了自己的打算。后来最先称帝的袁术，其实也未必比他们稍早些。董卓率兵入京，控制朝政，是东汉末年各地军阀和朝野官员心态变化的真正转折点。他们看到朝廷已不再是朝廷，国家也已不再是国家的时候，才开始心凉。凉透以后，心才彻底变了。

袁绍不是个大恶人。要说这个时期真正的大恶人，那得说是董卓。只有董卓，才是这个历史时期中真正的大恶人。这个大恶人干了很多坏事，干了很多伤天害理、天地不容的坏事。诸如逼迫众臣，强行无礼改换君王；无故残杀社集民众，将男性头颅全部砍下，挂在马鞍上，把人家的妻女强行分配给自己的兵将充任妻妾，却硬说是讨贼归来；还有强行迁都，并公开掘毁东汉所有皇帝的陵墓——就连重要大臣们的坟墓都没有放过，劫走其中的珍宝。当然，这件事是他指使吕布干的，他没有亲自动手。有关他所干的不忍听闻的恶事，大家可以去看《三国志》里的《董卓传》，我不在这里耽误工夫。董卓虽然把坏事都做绝了，但他也干了一件好事，就是把汉朝这个已经腐烂不堪的“粪土之墙”，彻底推倒了。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如果一堵墙已经腐坏到不可救药的程度，那就不要再去维护它、整修它。而是要干脆直接把它推倒。否则，就会不断有更多的人紧张、害怕，甚至被压，总之是受到伤害。

汉朝从桓帝以后，已经成为善人的牢笼，人间的地狱。

未必就是邪恶的力量，只能由邪恶的力量来摧毁。但是好人眷恋过去，胆子小，不忍心，下不去手，甚至还会努力维护它，修补它；坏人虽然心怀鬼胎，但却不愿首先发难，也不愿暴露自己的不良意图；就连“妖人”张角兄弟等，虽然已经号召天下举起了“义旗”，但还是没有推翻它。在这样的时刻，就只有依靠恶人。恶人最恶，无所顾忌，“徒见金不见人”，见到有好处可捞，不怕铤而走险，不计后果成败。只要能恶一次，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王立新说三国人物　谁是东汉末年真正的“坏人和恶人”

影视剧中的董卓形象

董卓伤天害理，害人害得耳不忍闻、目不忍睹；但他彻底拆毁了一堵腐烂透顶的旧墙，彻底砸碎了那个害民无度而且已经毫无救药余地与必要的东汉政权。要是没有董卓，汉代的那些臣子们，还会扶持出新的桓帝和灵帝来，维持那个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邪恶的政权，让它继续无休止、无节制地祸乱天下，残害天下的臣民。包括袁绍和曹操这些人都在内，没有人敢于挺身而出，说我要拯救天下，我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王朝。而且，这样的时机，在当时也还远未成熟。

历史到了这种紧要的关头，那些顾及利害得失的奸臣，尤其是那些想要名垂青史，当周公或者做忠臣的那些号称正人君子的所谓“忠臣”，都已自觉不自觉地堕落成了腐朽汉王朝的“怯懦同谋”。他们或者帮助汉朝整治、修补这堵烂墙，比如汉末知识精英；或者只是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天下被败坏，而没有勇气冲出来，以推翻旧王朝的方式，来实际地实施对于天下和生民的拯救，比如一般知识分子和朝野大臣。未必就是他们缺乏真正的责任意识，缺乏舍生忘死的勇气。只是中国近于盲目的尊君历史文化传统，没有赋予他们公开、明朗的推翻自己君主的正当理由。

船山先生说：“夫内怀夺柄之心，而外无正人之助，若何进者，不足论也。以往之覆辙，为将来鉴。”这是正论，像何进这样的人，哪里有资格进入船山评价的话语体系，船山先生把他放在自己的话语中，也只不过是为了叙述历史的方便，顺手捡来提供一点借鉴。

而于所分析的七条重要原因之后，船山先生又说：“凡皇天之所弗予，志士仁人之所弗予，天下之民受制于威，受饵于利，人心所不戴以为君亲，而苛暴淫虐，日削月靡，孤人子，寡人妻，积以岁月而淫逞不收。若此者，其灭其亡，皆旦夕之间，河竭鱼烂而不劳余力。智者静以俟天，勇者决以自任，勿为张皇迫遽而惊为回天转日之难也。”这才是透辟的精当之论。不过这一精妙的说法，似乎所指已超过了何进诛杀宦官的时间界限，显然说的是董卓了。看来船山先生前此评价袁绍和曹操的话语，是把何进诛杀宦官与董卓祸乱天下两件事情“合”在一起说了，这样就使得其对袁绍和曹操于当时表现的评价，呈现出“猜想”的不实状况。

当天下糜烂已极，政权腐朽不堪的混沌历史时刻，只有真正的乱臣贼子们，才敢于出来侥幸。董卓怀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果敢精神，断然割断了汉朝的喉管，使它彻底失去了苟延残喘的可能性。当然，董卓的“果敢”，并不是出于担待和拯救天下的意识，而只是出于个人夺权和获利的心理。中国历史上像董卓一样的恶人们的命运，几乎都是一样的。当他们推翻了旧王朝的时候，自己也多半会跟着完蛋掉。可是天下大局既乱，重新整合的要求和契机，也就顺此到来。历史的篇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重新书写。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高度赞扬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并接续黑格尔，进一步阐发了恶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邪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正是董卓抑制不住，也不想抑制自己邪恶的贪欲，才敢于疯狂地站出来，冒天下之大不韪，抢权夺位，奸淫掳掠，滥杀无辜，最终推翻了汉朝的腐朽统治。

董卓把汉朝送进了火化场，自己也跟着被外溢出来的烈焰，烧得尸骨无存。天下大乱，群雄骤起，由此牵引出中国历史上一个号称三国的时代。

*本文系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三国人物》系列第一部分，凤凰国学获独家授权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