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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饶宗颐先生的名字别号，其实都有些来由。他出生时，小名福森（郭按：此名应为饶家长辈在其出生后，依照命理师据八字五行所需，取多木之意），字伯濂，1917年6月22日生于潮州府城内。其尊人饶锷老先生为长子取大名宗颐、字伯濂，盖有深意在焉。因北宋大儒周敦颐，号濂溪，为理学一代宗师，在中国思想史上享有极高地位。故老先生期望儿子长大后能效法周敦颐，在学术上造就一番事业。后来饶宗颐先生之所以在青少年时期起就选择走学术之路，既缘于其灵性早慧，对国学有浓厚之兴趣，亦与其尊人自小之悉心培养和殷切寄望，有极大关系。由于先生字伯濂，为家中长子，故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生在报刊发表著作，常以“伯子”“百子”为笔名。
至于后来自号“固庵”，别署“选堂”，则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事。
先生自号“固庵”，应在抗日战争时期。其时广东大部分地方已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先生奔赴广西桂林，先讲学于无锡国专；日寇陷桂林，乃西奔蒙山，执教于黄花书院，同事简又文其时在著作中已称他为“岭东饶固庵”。
说起饶先生别署“选堂”的因由，一方面既缘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先生于香港大学任中文教席时，授诸生以《昭明文选》。先生精熟选理，深耽其文。另一方面，先生又喜元人钱选画风，故以“选堂”为斋名。有关此事，先生在其所撰《选堂字说》一文中早已言明。自此之后，先生多用“选堂”斋名于艺事。如翰墨挥就，丹青绘成，先生每以“选堂”署之，间中也有用“选翁”者；而吟作诗篇及倚声之什，亦以《选堂诗词集》出之。故海内外学术、艺术两界之人，几乎都知道“选堂”即饶先生。
至于先生所作古典散文、骈文及歌赋等，则大多收入《固庵文录》一书之中。而“固庵”之号，先生亦常以之作书画用章。
选堂先生之尊人从他很小的时候，在艺术和学术两方面，就极具意识地对他进行系统的培养。故饶先生临池甚早，自小习各种碑帖，七岁从本地画师庄叔舆习工笔人物，又得《马骀画谱》，喜而临之。而其大伯父瑀初先生擅大青绿山水画，先生心摹手追，对用墨设色之法，皆有所得。十一岁则师从金陵杨栻习山水及宋人行草，时先生已能榜书大字，抵壁作大画。由于其天资颖慧，兼有手聪，且转益多师，书法既佳，用笔有神，而其画工又往往得益其笔法，故书画同源之妙，在先生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先生七岁入读城南小学。而天啸楼的读书环境，父亲的言传身教，令其在孩提时代已得到极佳的启蒙。毫无疑问，家学渊源在奠定其学术基础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2003年选堂先生在接受访谈时，对其早年所受家学的影响，曾有如下的忆述，说：
“我的学术发展是因为我有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家学。我有四个基础是直接来自家学的：一是诗文基础，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第二个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研究很有帮助。我十五岁以前已经培养了这四个基础。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家学渊源’意味着家里有许多藏书，有世代相传的学问，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学问系统，如果可以在长辈已有的学问系统上加以扩张和提升，国学功底会更扎实。”
选堂先生讲述自己早年的学术经历受惠于家学多方面的润泽，确属经验之谈。其实，先生所言于家学中获得学问的四大基础，并非一般人所可梦想得到。尤其指出家学中“有世代相传的学问”，这一点就更重要。
诗词最能体现个人的气质才情。由于选堂先生腹有诗书，气质极佳，天生才情，富有哲理，其十六岁时所作《优昙花诗》五古，惊动郡中诸耆宿，一时传诵士林，竞相唱和。为了解其少年诗才，兹录如下，以飨读者：
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开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无定之理，为诗以释其意焉。
异域有奇卉，植兹园池旁。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如何一夕凋，殂谢亦可伤。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太苍。太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千载未足修，转瞬讵为逼。达人解其会，保此恒安息。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选堂先生此五古诗，由优昙花之衰荣，嗟宇宙之变幻无穷，感人世之倏忽沧桑，而悟出自然界中，造化物我之消长，自有其一定不易之理，固不必因其荣而喜，亦不必因其凋而伤。诗甚古朴，既富情韵而含哲思，大有魏晋之风。而令当年潮汕诸耆宿所不解者，此诗乃出自潮郡豪富之家翩翩一少年之手，其对宇宙人生却又看得如此透彻，这不能不令彼等大为叹异，以至疑其英华早泄，恐其年寿不永。其实，此诗末章劲气内敛，以旷达乐观之精神作结，乃其真意所在。揆诸事实，而今饶先生已年逾期颐，享南山之寿，当年老先生们真是大跌眼镜了！
选堂先生十六岁所作的《优昙花诗》，可谓为天才之诗、大家之诗，这是一般人学不来的。先生早慧，天赋、才情、胸襟兼具，自学能力和模仿能力都很强，又有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都是他成为大诗人大词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毋庸讳言，饶锷老先生对他的悉心栽培和家学渊源的润泽，还有天啸楼中数万卷书的涵养，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饶锷老先生所交游者，当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家居莼园之盟鸥榭，是诗人骚客经常互相唱和之地，雅颂之声不绝于耳。这样的文化氛围，当然对少年时期宗颐先生的诗心，自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陶冶，对其诗学的造就，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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