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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是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应该指出的是，《后汉书》尽管所记历史在三国时期之前，却是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所撰，比陈寿撰《三国志》晚一百余年；因此，在二十四史中，《三国志》乃是继《史记》《汉书》之后的第三部。正如《晋书·陈寿传》所论：“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辞于东观。自斯以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
一、陈寿其人其书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其父曾为蜀汉将领，任马谡参军。由于马谡败军街亭，损兵折将，被诸葛亮斩首，陈寿之父也受到惩罚。陈寿本人生活在蜀汉后期和西晋前期。他曾师事著名学者谯周，担任过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炎兴元年（263），蜀汉被曹魏所灭。此时陈寿三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两年以后，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王朝。陈寿居家数年后，因司空张华欣赏其才华，举为孝廉，历任著作郎、平阳侯相、治书侍御史等职。曾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
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系统收集整理魏、蜀、吴三国史料，并参考在他之前写成的一些史书，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分述魏、蜀、吴三国事迹。
陈寿仕途坎坷，屡遭挫折；但他好学不倦，尤长史学，先后著有《益部耆旧传》十篇、《古国志》五十篇和《三国志》。仅凭《三国志》这一部书，他就足以跻身中国古代杰出史学家之列而不朽了。
二、阅读《三国志》，应该特别注意其以下特点。
第一，平视三国的史识。在篇章规格上，《三国志》是有区别的：书中魏国君主均立为《纪》，而刘蜀、孙吴的君主则低一个规格，立为《传》。这是因为陈寿身为晋臣，而西晋政权是由曹魏政权禅代而来，为了维护其合法性，陈寿不得不将魏国置于首要地位。长期以来，很多人据此认为陈寿是以曹魏为“正统”，是“帝魏寇蜀”。然而，细加辨析，此说并不确切。首先，从书名来看。陈寿没有为了突出曹魏的“正统”而将全书取名《魏书》，而是称作《三国志》。仅此便可看出，陈寿并未把曹魏视为唯一合法的“正统”而把刘蜀、孙吴视为“僭伪”；他实际上是把魏、蜀、吴三国视为平行的并立政权，并未故意抬高曹魏而贬低蜀、吴。其次，对三国的创业之君，陈寿一视同仁，没有片面地褒美颂扬一方，随意贬低甚至丑化另两方。试比较对曹操、刘备的评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篇末“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篇末“评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可以说，曹操才能强于刘备，成就大于刘备，但品格却并不高于刘备，他们是两个家世、经历、性格、作风明显不同的杰出英雄；而在感情上，陈寿似乎更欣赏刘备。再次，除了君主以外，三国众多人物，只有刘蜀的诸葛亮、孙吴的陆逊是单独立传；曹魏方面，竟无一人。这一点，也可见出陈寿秉持“天下”眼光，平等看待三国的卓越史识。
第二，公允持平的史德。从总体上看，陈寿记载三国历史，态度比较公允持平，基本上能够秉笔直书。最典型的例证是对诸葛亮的评价。《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篇末“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过去一些人由于末句中的“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八字，指责陈寿因为诸葛亮惩罚过自己父亲，挟带私嫌，故意贬低诸葛亮。这种指责，实在站不住脚。如上所述，为诸葛亮单独立传，已经把诸葛亮置于三国顶级英杰的地位。而且细读整个《诸葛亮传》，陈寿满怀仰慕之情，如实记载了诸葛亮一生的显赫功绩和崇高品德，誉之为“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可谓推崇备至。至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只是指出客观事实，并非刻意贬低。这种公正求实的态度，在同时史家中，罕有其匹。
第三，严谨简约的史才。《三国志》取材谨严，文笔简洁，以不到40万字的篇幅，概述汉末三国百年风云、众多人物，表现出很高的驾驭材料、谋篇布局的才能。这一点，也颇得好评。
总之，《三国志》的成就超出同时及以后其他诸家关于三国史事的著作，历来享有“良史”的美名。
当然，《三国志》也有不足之处。从体例来看，全书只有纪、传而没有志，是一个较大的缺陷。从记事来看，其主要缺点是记载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有的语焉不详，有的甚至遗漏。例如，对三国历史影响极大的赤壁之战，陈寿的记载就显然够不上完整全面，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每一篇的记载都相当简略。从曹、刘、孙三方领袖的本传来看，不仅记载过于简略，而且存在明显的矛盾。其一，在这场战役中，曹操的主要对手是谁？《魏书·武帝纪》说是“公自江陵征备……至赤壁，与备战”，竟完全不提孙权方面；《蜀书·先主传》和《吴书·吴主传》则说是孙刘联军。其二，曹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武帝纪》说是“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根本不提“火烧”二字；《先主传》则说是孙刘联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吴主传》记载相近，却漏掉“焚其舟船”一语。仅凭这三篇纪传，读者很难看出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战役的全貌。相对而言，《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了诸葛亮出使江东，智激孙权，促成孙刘联盟建立的过程；《吴书·鲁肃传》记载了鲁肃建议孙权联合刘备，共拒曹操，反对投降，建议从鄱阳召回周瑜等事；《周瑜传》则记载了周瑜反对降曹，坚定孙权取胜信心，率军直抵赤壁，采纳黄盖之计，火烧曹军等事：它们比之上述三篇纪传，提供了更多的史料。然而，它们的记载仍有不够一致的缺陷。因此，如果仅看《三国志》正文，整个赤壁之战的过程就显得不够具体，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乃至疑问。
三、怎样读裴松之注
努力弥补《三国志》之不足的，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另一位杰出史学家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宋文帝因为《三国志》过于简略，命他作注。他广泛搜集资料，于元嘉六年（429）写成《三国志注》（简称“裴注”）。文帝对此十分赏识，称赞道：“此为不朽矣。”
裴松之注《三国志》，不重名物训诂，而主要致力于史实的订补与考辨。裴注引书多达二百余种，主要是补充缺漏，记载异说，矫正谬误，辨明是非，并对有关史家和著作予以评论，极大地弥补了《三国志》之不足，表现了史实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多样性，往往能够以事见人，情趣盎然。例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却没有具体事例；裴松之在注中便引《曹瞒传》中关于曹操“装病诬叔”的记载予以补充，使曹操的“有权数”“放荡”得到生动形象的表现。《武帝纪》记曹操年轻时，太尉桥玄很赏识他，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是对曹操的正面肯定和极高期望；裴松之注中又引孙盛《异同杂语》的记载：“尝问许子将（即许劭）：‘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这又是对曹操的能力和品格的更深刻的评价，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曹操。前面提到的赤壁之战，裴注引用《江表传》等有关记载，大大丰富了史料，为后来《资治通鉴》排比取舍，顺次叙述这一重大战役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由于裴注所引之书绝大部分都已亡佚，这些注文更是弥足珍贵。
因此，《三国志》与裴注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后人了解三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依据。
这里指出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裴松之注中引述的材料，并非都是史实，更非他都赞同；其中一部分，“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例如，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三顾茅庐”和“隆中对策”后，裴注引鱼豢所撰《魏略》，说刘备屯驻樊城时，诸葛亮主动“北行见备”，向其献策，“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对此，裴松之辩驳道：“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三顾茅庐”是明明白白的史实，决非诸葛亮“北行见备”，“登门自荐”，《魏略》的记载是错误的。如果不注意裴注的体例和原则，就可能断章取义，导致错误的结论。
其二，长期以来，很多人，包括许多专家学者，都误以为裴注比陈寿原书的字数多得多。甚至权威的中华书局排印本《三国志》（陈乃干校点）的《出版说明》也说：“裴注多过陈寿本书数倍”。其实，这是宋代以来的无稽之谈，相沿已久，积非成是。据吴金华教授统计，陈寿《三国志》共三十六万六千余字，裴松之《三国志注》共三十二万二千余字，陈《志》比裴《注》多出四万余字。希望大家纠正这个错误印象，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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