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礼治与西方的法治

许多人赞叹西方的的法治社会、法制精神。并进而认为西方人讲规则，守纪律。而中国的礼治，被认为是不讲规则，喜欢找人情，托关系，钻空子。这种看法，主要是因为带着自卑的有色眼镜不愿摘下来。

细思一下，中国没有法治吗？中国不但现代有法治，而且自古以来就有法治。《礼记•乐记》讲：“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是德治的方式，用以引导民众向善；政令用来调度民众，刑律用来防止个别作奸犯科者。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这样的国度，被称为王道乐土。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没有正确的引导民众向善，等有人犯罪时，直接用严刑峻法来杀伐，实际上是虐待民众。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来调度，用刑法来要求，只能达到让民众免于犯错，而没有产生羞耻之心。仅仅是让民众不敢犯错。而用美德来引导，用礼仪来要求，就会让民众有羞耻心，从而自觉的规范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能让民众不愿意犯错。请问，作为普通民众的你，更愿意生活在哪种管理制度下？

其实不是中国与西方管理方式不同，而是西方比中国缺少了德治。也就是说：西方有的，我们也有，我们有的，西方却没有。要了解西方为什么缺少德治，就要对比西方和东方社会的发展过程。

华夏文化的发源中心在中原。这里有大面积的可耕地。于是才能孕育出华夏民族这样庞大的定居民族。只有定居的民族，才能创造统一、稳定的文化，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形成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价值观，是产生、施行德治的基础条件。例如，上古时代，华夏大地有很多野猪，野猪会破坏庄稼，于是人们猎杀野猪，不但为庄稼除害，还能吃到美味的猪肉。于是吃猪肉就是成了华夏人的传统。这时若突然有批阿拉伯人穿越过来说吃猪肉是不道德的，那根本就没法沟通。双方也无法建立道德上的共同语言，类似的矛盾多了，德治就无法施行。

此外，汉字是维护德治最重要的工具。统一的民族形成了，但族人会迁徙。若有一部分族人迁徙到远方，时间久了，他们的口音、风俗必然会随当地环境而改变。这种差异持续扩大，就会形成一个崭新的民族。产生较大的人文差异。例如北方人相对豪爽，南方人相对细腻，就是环境差异所造成。而汉字以表意为主，相隔千里的同胞，虽然口音产生了差异，对汉字的读音不尽相同。但对每个字义的理解是相同的，那么，这种文化差异就会缩减到很小的范围。可以说只有风俗差异，而并无价值观差异。比方说河南人与广东人，虽然在许多生活、为人处事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共同敬天法祖，孝弟忠信的道德观相同。因为大家所用的文字，推崇的经典一致，亦即所奉行的价值观，所理解的意义相一致。所以汉字是维护一个庞大民族价值观不发生差异的重要工具。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民族内施行德治。同时也是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基础。而统一、繁荣的大国，又能将德治的理念、标准推广到周边小国。于是，在华夏周围，形成了一个有共同道德标准的儒家文化圈。

现代西方所奉的文化之宗为古罗马，古罗马地处今之意大利，即殴罗巴的亚平宁半岛的拉丁平原。虽也是农耕民族，但狭小的平原不可能孕育出宠大的民族，当古罗马开始向四周扩张时，又发现周围古希腊、古埃及的文化并不比自己差，甚至比自己还要先进一些。所以古罗马帝国所征服的地区，无法进行文化、价值观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商伐夏，周伐商，只是民族内部的政权更迭。失败后的夏族和商族（这里的族指的是家族或部族），只是大权旁落，并未沦为奴隶。周初分封时，还有夏的后代杞国，商的后代宋国，以及虞舜的后代陈国这“三恪”。而被古罗马所征服的民族，大多沦为奴隶。奴隶制使古罗马贵族享乐主义盛行。与华夏提倡多子多福的文化相比，古罗马享乐主义造成了贵族的淫乱，从而导致生育率低下，人口凋零。这也为大规模奴隶起义及外族入侵埋下了伏笔。

文字方面，古罗马原本有自己的文字，但已不可详考。后来罗马接受了从希腊传来的拼音文字，是将希腊字母进行改造所成。希腊字母来源于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原本源于腓尼基商人的记账符号。当时西方真正的文字，是被称为“圣书体”的埃及象形文字，掌握在古埃及贵族手中，只有贵族在祭祀及政治活动中，才会用到文字。所以称为“圣书体”。商人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腓尼基商人主要从事海上贸易，地中海沿岸有许多不同的民族，腓尼基商人为了纪录繁琐、复杂的账目，发明了记账符号，这种符号细过长期的总结、规范，渐渐形成了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最大特点是表音不表义，字义全在文字所表达的发音中。基督教的兴起，原本是古罗马进行文化统一的好机会。但由于古罗马西部说拉丁语，采用拉丁字母。东部说希腊语，采用希腊字母。语言与文字的不同，造成了对《bible》（即所谓的基督教《圣经》）中的教义理解不同。进而加大了文化上的差异，而又因为基督教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这种宗教、文化差异，进一步造成了政治分裂。最终导至古罗马一分为二，形成东、西两个罗马。

分裂后的西罗马，由于人口凋零，不得不雇佣大量北方来的日耳曼人做军队。这些外族接受了罗马的拉丁字母，但最终摧毁了西罗马帝国。拉丁字母也随之传播到更多的民族中。由于字母文字表音不表义的特性，每个民族学会了这种字母，都可以用来拼写自己的语言。而语言会随着地区差异而变化的，于是就造成了殴罗巴半岛上语言和文字就像乱麻一样多。而一个民族一旦形成自己的文字，就很难被其它文化同化。今天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许多殴罗巴语言，都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来，它们之间的关系，犹如中国地方方言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拼音文字的特性，他们最终分化成不同的语言。所以，殴罗巴从古罗马时代，就已经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没有统一的文字，就无法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德治和礼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民族或国家发生矛盾，很难进行价值观上的沟通，于是要么是弱者被征服，或被淘汰。要么是双方打的两败俱伤，最后互相妥协。这就是西方契约精神的来源。华夏先秦时期的楚国，虽亦源出中原，亦是周朝的诸侯国，但由于年代久远，与中原礼乐文化相差较大，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异类。甚至齐、晋两国先后组织抗楚联盟。直至楚庄王改革，全面采用周礼及德治后，楚国才被中原诸国所接受。楚国与中原诸国的一点点差异，就造成这种处境，就可想而知西方那乱成麻的民族、文化群体之间，会有多少矛盾了。

所以，虽然华夏与西方都有法治，但华夏的法治来源于防止个别作奸犯科的盗寇。而西方的法治，则是不同群体间妥协的产物。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怀着对海外巨大财富的贪婪，使许多殴罗巴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到世界各地去“开拓”。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还没到目的地，就死在船上，葬身大海。也有可死于当地反抗侵略的斗争中，葬身异国他乡。既然风险这么大，如果仅仅是领点月薪，那还不如待在殴罗巴半岛种地。所以，大家在上船出发前，就要谈好利益分成，将来获得了利益，是要兑现的。当然，也会有不愿意兑现的利益获得者，这样的人，要么会被同伴杀死，要么以后再也没有人愿意跟他干。能把海盗事业做长久的人，渐渐形成了他们的契约精神。这就是现代西方人做生意，一言即合就签合同的来源。而只有在德治的环境下，才会形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经营”“一诺千金”的儒商精神。

讲到这里，依然会有读者疑问：为何现在的中国人这么喜欢托人情，找关系………… 这个问题，其实是人性的问题。古言“上善若水”。人性正如水，水遇到低势就向低处走。筑起水坝就能将水蓄的很高。道德正是每个人心中的水坝，如果能正确的运用，就能将人性之美德越蓄越高。中国传统的道德之坝，铸就了孝悌忠信的美德，成就了大同小康社会，生活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战场上父死子继，舍生为国。这里面，是将人情关系用美德进行正确的引导。但美德之坝缺失后，这种旧有的互爱之风，就被利用成了托人情、找关系的水渠。不过，只要重新筑起这座道德之坝，这套人性之渠依然能很好的焕发生机。而西方的法治，只不过建起一座刑罚之坝来阻拦污水泛滥而已。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深谙人性。所以将社会划分出士、农、工、商四个层次。士负责学习和传播经典、礼仪，引导社会风气，是为古代社会的“公知”。农、工、商是生产者，其性必然趋利，但在道德上受到士的渲染和影响，在社会问题的看法上，都会追随士阶层。而古代殴罗巴的“骑士”及其以上的贵族，只不过是在战争上获得利益的统治者而已。在道德上，并不比最底层的劳动者高，甚至还要更低一些。这也是西方契约精神、法制精神产生的环境，因为在都没有道德信用的情况下，双方必须用白纸黑字来约束对方，将来若一方毁约，另一方就会拿出合同，告诉所有人：这家伙是个混蛋，以后都不要和他合作。

所以，当中国遭受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难，当米国遭受新奥尔良飓风灾难。中国的灾民之间会相互救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救不相识的被困者，中国的部队到灾区主要任务是救灾。而米国的灾民在军队到来之前，发生了烧杀抢掠、爆炸、强奸、亵童等无数恶劣事件，米国的军队，到灾区的首要任务是持枪维和，而不是救灾。因为德治会教授给人们自律并且相互帮助的本能。虽然近几十年中国在德治方面欠缺，但几千年积淀的遗风犹存，所以在灾后的法律真空下，德治遗风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相同环境下的西方人，在撕下契约精神的面具后，大部分人都变成了赤裸裸的恶棍。

所以，当中国人重新捧起圣贤的经典，再次用圣贤的教化教导出一批彬彬有礼的公知时。中国的社会风气，很快就是恢复到“礼仪之邦”的层次。而西方如果要学习这种德治，则有漫长的路要走。

也许会有人反问：我们今天没有传统道德礼仪的约束，建设西方一样的法治社会，不也是挺好的吗？个人生活更自由，传统的礼仪，是吃人的礼教，是对人的奴化。

这个问题，其实经典中早就讨论过：

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大戴礼记·礼察》

但凡人们所知所想，都是能够预见到已经发生的情况，不能预见将要发生的情况。礼仪就是将问题在将要发生之前禁止。而法律是在问题已经发生之后去禁止。所以法律的作用很容易统计。而礼仪的作用却很难被清楚的看到。法律的作用犹如保险公司。如果个人出了什么意外，当事者可以得到一定的利益保护和赔偿。而礼仪的作用，是让人们能够自我约束，从而减少犯罪事件。这世上，应该没有几个人买了保险后就不怕被汽车撞的。从这方面来讲，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人们都谦让有礼的群体中。

但礼仪是不是对人的束缚和奴化呢？只能说，基于道德教化的礼仪，是对人性善良一面的引导和放大。如果你拒绝这种“束缚”，说明你的内心仍然潜存恶的一面。只不过受社会外在环境的束缚，不敢表达出来而已。当然，还有另一种“礼仪”，是经过暴君奴化后的吃人礼教，这种“礼仪”的特点是只要求你做，但要求者却讲不清这么做的道理，或者讲的强词夺理。或者是用一种迷信鬼神之说，来要挟你必须这么做。这种“礼仪”，只不过是打着礼仪包装的奴化手段而已，必须铲除。因为真正的礼仪，是基于道德的外在表达。这种礼治社会，才是真正“礼仪之邦”的礼治社会。

作者简介：徐俊生，字彦卿。民间儒学者。大学理工科毕业。少年喜读历史、唐诗宋词。从事读经教育工作多年，熟读儒家、道家等传统经典、诸子书籍等。并研习传统礼仪，著有《华夏礼义》一书。长期策划、主持国内各地祭孔释奠大典、祭祖仪式、传统汉式婚礼、冠礼等礼仪活动。曾应邀参加央视《开心学国学》、深圳卫视《印象端午》等媒体活动。曾应邀参加第三届、第四届北戴河国学论坛。电视剧《将军在上》礼仪指导。擅长传统礼仪主持、讲解，儒学经典讲解，中国古代史等。

治学思想：以理为基，以儒为本。以史为鉴，以时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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