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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最初指的是司仪，后逐渐发展为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中华文明文化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900年后，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儒学完整的思想体系。斯时的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动荡，各阶级的利益代表和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提出了各自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后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宏大的儒家体系，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儒学是一种学说，儒家是一个阶层，儒教是一种信仰，三者有同有不同。儒家思想从浅层来说，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区分；从深层来说，其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作了极大补充和丰富。《汉书·艺文志》记载：“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微言”就是深奥微细之语，就是儒学的深层奥义，是儒家思想最有价值的精华方面，也是儒学与中医学“契合动昭融”（杜甫语）之处。钟响磬鸣，医学与儒学，有其天然的内在联系，而且历史证明了二者有八个方面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
《天人合一》
《灵枢·刺节真邪》说：“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岁露》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经水篇》云：“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素问·咳论篇》记载：“人与天地相参。”《素问·脉要精微论》曰：“与天地如一。”古代医学家们认为天是自然的规律，人应顺应自然的规律而行事。
“天”是中国文化哲学中最古老的范畴，甲骨卜辞中就有“天”的概念。其后，《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及诸子著作中更是频繁出现。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规律的外现。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能够领会所有生命的语言，时时处处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与大自然的旋律交融相和，与大自然和谐共存，这就是“天人合一”。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易经》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儒学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基本理论。历代名医都认为“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内经》）。
《同重“仁”“德”》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结晶，也是儒家医德的核心，总的观点是“爱人、行善、慎独”。《论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儒家称医学为“仁术”，仁者爱人。仁是德的表现，是对人的体贴、关心、怜悯和帮助。历代名医都把“仁”作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点，唐代孙思邈首先提出了“仁爱救人”的医德基本原则：“凡大医治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清代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说：“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则以败，断无以成。”近代名医冉雪峰先生谓：“士先曰识而后文章，医先品德而后学问。”
“德”的观念，影响中医学非常之深。“为天地立心”，使生之为人，秉博爱济众，廓然大公。历代名医，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便是中国现代思想家马一浮先生总结的：“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近代有“但愿人常健，何妨我独贫”“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的名医范文甫；还有毕生以病人为第一，无分炎暑，无分风雨，无分日夜，以病人为先的名医门纯德。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无数中医人的大医精诚，医德医风，救死扶伤，医者仁心，都是中医对“仁”“德”的崇尚。仁德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重要价值取向。
《致中和为思维基本取向》
《中庸》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医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中和，即寒就要热，热就要寒，结就要散，逸就要劳，劳就要逸，微者逆之，甚则从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以平为期，以和为重，这是一种最高境界。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也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儒家思想对中国医学巨大影响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医、儒结合的现象。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是儒者从医的理论依据，儒医具有区别于其他医家的独特道德理想、思维定式、生活方式和为人风范。历史上儒医群体对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医学的主要助推者和发展者。
自古以来，许多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很接近，所以元代戴良说：“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孟子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孟子认为，援天下以道，是儒者根本的志向所在。孔子提出儒者行为标准的第一条就是“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礼记·儒行》）。“席上之珍”是喻六经之所成，“夙夜强学”是儒者的基本条件。《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是说我若当政，倘若有人未能得到实惠反而受到损害，那就等于是我把他推到沟壑之中，我就应当检讨所推行的政策是否有偏差，并且要为此承担责任。这便是儒家“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
治国与医人，道理相通。医、儒结合，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本身凸现的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即“内圣外王”。
《儒援医文》
儒家学说运用了很多中医学的认识和理论。如《诗经》中记载了近千种中草药和15种病名；《周礼》中记载有周代的医疗医政制度；《春秋》中记载有医和的六邪致病思想和医和许多的医学活动。《论语》提倡的“仁义”“忠恕”，尤其是中庸之道，不仅是儒家基本理念，还是中医理论思维的核心。中医之“中”与儒家的“致中和”思想想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唐宋诸儒都认为，从舜尧到孔子有“一道得传”，就是“中”与“和”。中和既是方法也是境界。中医理论关于人的生理、病理、治法、养生的论述皆以中和为关键。阴阳平衡是健康标志；阴阳失衡是疾病开端；阴阳平衡是治病原则。养生就是要顺应自然，法于阴阳，和于数术。儒家学说吸收了这些思想，《礼记·祭义》中记载：“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国语·周语上》记载：“阴阳分布，震雷出滞。”《楚辞·九辩》记载：“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与俪偕。”杜甫的《阁夜》记载：“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苏辙的《冬至日》记载：“阴阳升降自相催，齿发谁教老不回？”
《元气共识》
《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被视为宇宙基本存在。还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汉代董仲舒首先提出元气之名和天人感应之说，之后元气说得到王充、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等儒家的诸多阐发。
元气之说在中医理论中得到运用。元气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的最基本物质；天人一体而人赖养于天地；人体生理赖于元气；疾病发生在于气化不畅；辨证论治充分考虑气机变化；用药考虑药性气味。《灵枢·营卫生会》说：“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另外，水谷精微化生的血和津液，也可作为化气之源。来源于自然界的清气需要依靠肺的呼吸功能和肾的纳气才能吸入体内。
《太极图促成命门学说》
《太极图》传是宋朝道士陈抟所著，原名《无极图》。史书记载，陈抟曾将《太极图》《先天图》《河图》以及《洛书》传给其学生种放，种放以之分别传穆修、李溉等人，后来穆修将《太极图》传给周敦颐。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加以解释。今天的太极图，就是周敦颐所传。物各具一太极，所以人也必有一太极。找到人身之太极，就抓住了生命活动的根本。于是，各家都纷纷潜心寻找人身主宰一切的太极。历代名医如赵献可、张介宾、孙一奎等人都认为命门就是人身之太极，从而把命门提到人体生理至高无上的位置。
《运气同知》
在格物求理，寻求事物背后道理的理学思想指导下，宋代儒医将《素问》中“运气七篇”的理论结合临床进行研读和发挥，使中医五运六气学说始兴，“不懂五运六气，遍检方书何济”。宋明理学认为，由对立到统一使事物变化无穷。
五运及六气皆因时、因盛衰而化，又皆应人、应脏腑。六气之化为三阴三阳，有开阖枢转之变。气在自然及人体中皆有循行。人体营卫诸气在十二经中依时序而循行。人体之中，气有食饮之化，有精气神之化。气化有亢害承制。气化之天人相应，有标本中见之别。气化异常致病有周期，周期可呈现规律性与可预测性，即“顺天之时，疾病可与期”。
中医学受到儒学的广泛滋养和启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完善了自己对疾病的更深认识，推测出病人生年、患病日干支、所患何病、病属何经、遣用何药等，并以之作为临床“治未病”的依据。从古至今，这些理论一直有效指导着临床实践，推动着中医学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卢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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