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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 “不用君子用小人”曹操用人方略之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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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哲思 发表于 2017-8-29 23: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不用君子用小人”曹操用人方略之深度分析

——由士与吏的区别看曹操政权

历史电视剧大作《军师联盟》中出现的神秘机构“校事府”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电视剧中总有艺术夸张,但这个机构历史上还真有原型,那就是曹魏时期的“校事”这一官职设置。东汉末年,当时外戚、宦官专权,皇权旁落,原本的国家监察机构也逐步衰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曹操为此设置了一种临时的监察官体制,这种监察官就是《军师联盟》中提到的校事一职。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这种监察体制延续到曹丕称帝的时候还一直存在,俨然成为皇帝进行统治的日常手段。就在曹丕登上皇位的几年内,通过这种秘密监察系统查办的案件就多达上万件。

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不用君子用小人——曹操的用人之道》基于“校事”的设置而做出分析,称:曹操明知道那些校事都是小人的情况下,还对他们加以重用,只不过是为了在当时的局势下保持系统的平衡,以便可以达到全面控制。该文同时也认为:毕竟,曹操是个做大事的人,他想的是重建国家和社会。不管什么时候,这样的抱负,都少不了士大夫也就是君子们的合作。曹操用这些小人,其实也是给这些精英们一个警告。

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不对,但多是基于现代人的想象的一种常理化分析,似乎历代的君主控制臣下,无非都是用这样的方法。要真正理解曹操的用人方略,这可以作为一个起点,但只停留在这里,远远没有理解历史趋势变化的真正主导力量。

  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及《乐师与史官》中提出了士与吏的区别,这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关节。

所谓“吏”主要是作为依据韩非、李斯思想所构建的官僚政治体系(此概念无贬义,较接近韦伯的用法)的一个零件,承担具体行政职责,如狱吏、刀笔吏等。在中国古代,他们经常是世袭的。他们一般都不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而是接受技能教育,对于他们,“从政”是作为一种工作,他们的职责是按照既定的规章和条例完成日常性、程序性的事务。他们的升迁经验资历积累的结果。

所谓“士”,主要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他们接受的是通才式的儒家教育(古语有云: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他们从政一般都是抱着一定的理念,欲有所扶植或有所匡正。当然也不排除荣身显家的想法,而这两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大学》所谓“修齐治平”是也。从本质意义上讲,士不是官僚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是作为官僚政治体系的立法者和监督者参与政治体系的运作的。春秋时期的“客”和后来的“幕僚”还基本保留“士”的原初职能。

士与吏在现实具体的人身上可能有重叠,但对有些人,区别很明显。如庞统,他是绝对不屑于去做一个县令的,演义中是将其美化,讲其是在完全能够胜任的前提下不屑于做,是否真能胜任我们不知道,但这一细节鲜明反映出“士”的心理优越感。

吏和士这两大不同的群体,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吏关联着法家思想,关联着具体的行政治理,关联着现实;而士关联着儒家思想,关联着道统和政治理念,关联着理想。中国传统王朝的统治,基本上都是“儒法并用”“儒表法里”,在历朝历代,中国政治体系构成的这两维大体一直存在,并且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若这两维中的任何一维完全吞没了另一维,政治都会失序,导致王朝灭亡。

秦用李斯之术,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吏”完全吞没了“士”,二世而亡。汉起而纠秦之偏,建立以士大夫为主的政治,但到后期,“政失其宽”,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角度讲,世家大族因被过分放任而占有大量土地及人口,中央政府在实质上失去控制力;从中央政府内部讲,外戚及大臣擅权,君主与宦官联盟平抑外戚,导致恶性循环。

郭嘉在官度之战分析袁绍十败、曹操十胜时鲜明地道出了两方所代表势力的本质不同。曹操为政是对汉代偏颇的纠正,而袁绍是对汉代政治精神的因袭。曹操政权强调在乱世建立秩序,重视能承担实际职能的“吏”。曹操帐下士人虽多(他们大多是为匡扶汉室而来),曹操对待他们却不以士人待之,而主要是作为谋士在利用他们,若其中有人表现出士人的作风,对政权挖苦讽刺,曹操一般都会将其除掉,如孔融、崔琰、弥衡(借刀),甚至曾立大功的荀文若最终也是被逼郁郁而死。

陈寅恪论三国时指出,曹操代表的是寒门(小地主),而司马懿代表的是世家大地主,故曹操用人不拘门第(所谓任天下之智术而御之以道),后起之司马氏又重建门阀势力。

陈氏此论有据可考,确有此一现象。东汉末年,由董仲舒等人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治、文化维系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僵固化而流为虚伪的形式。汉代这一套维系体系本是靠士大夫议政所发挥的监督职能而保持体制的活力,当皇权旁落到外戚和宦官手中,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关联性便断开了,因此纲常名教流为形式。

到东汉末年,代表整体性精神的纲常名教流为形式,使历史真正的生命力从个人的个性中迸发出来。正始年间,王弼嵇康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正为时代精神与生命力之体现。

曹操把握住了这一时代精神发展的趋势,故其为政屏弃虚伪道德,用人唯以能力为标准,因此能在较短时间内由弱变强,并成为汉末最强大的势力。但这种政治精神的长处同时也伴随着其弱点,屏弃道德故其政维系于人心必不长久,司马氏轻易代禅,此为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

孔门弟子,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归宗于儒学一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惜乎道之不行,乃寄情诗词,游戏文字,以为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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