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曹丕做皇帝而曹操未做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热播，关于三国的话题又成为新的“潮点”。历史上，对于曹操为何未当皇帝，一直有争议不断。可以肯定的一个事实是，在曹操晚年，具体说也就是曹操当了魏王以后，他如果要篡汉自立，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但曹操就是没有称帝，留下了一个千古疑团。也因而让后人在评价曹操时，有了巨大的争议。

曹操真是想当周文王吗

至于曹操为何未当皇帝，很多人作出分析，其中一个主要的观点是认为曹操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曹操争夺权力、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义进行，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取得道义上的支持。曹操平定董卓、吕布叛乱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如果曹操废掉汉献帝，登上皇帝宝座，那他跟董卓、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据《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敦曾对曹操说：“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着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句话为曹操加上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光环。在前段时间热播的《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当曹操说出这句话时，估计让很多历史小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首先我们要清楚，作为材料出处的《魏氏春秋》是东晋史学家孙盛撰写的书籍，他是站在曹魏立场上书写的历史。是曹操的子孙认为，曹操的功业可以与周文王相比。至于曹操本人是否这样说过，是很难考证的。至于曹操本人到底怎样想，我们必须依据更多其他证据作出分析。

关于曹操称帝之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对比曹操和曹丕。如果从魏国当时的情形（包括内政和对吴蜀关系及强弱对比）和曹操曹丕对汉朝廷的控制程度来说，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曹操不做皇帝而曹丕要做皇帝？如果简单的归诸个人道德，说曹操高尚，曹丕卑劣，是过于简单化了，也就看不到背后的一些真正问题。

真的是人人都想当皇帝吗

在称帝问题上，首先我们不应当简单归结为个人野心。当皇帝，可以说谁都想——这是后人想当然的认为。历史还真不是这么简单。历史学家吕思勉有一篇分析说，在王莽以前，一般人极少会萌生当皇帝的念头，是王莽篡汉使人们认识到，原来皇位上面的“天命”光环并非那样神圣，“天命”也可以人为创造。这个分析指出了很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但分析并不到位。

王莽以前，欲得皇位者，远者有楚王问鼎，战国七雄，谁不思一统？但他们是以诸侯而欲为天子，并非普通人。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当时确实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说法，因为此前很少有普通人敢去想当皇帝。但并不是因为陈胜吴广思想水平高，而是因为时代氛围变化了，陈胜吴广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氛围，而提出了这个口号。当时的项羽见秦始皇出巡，也说，“彼可取而代之”，这同样并不证明项羽多么英雄盖世，而也是时代氛围的表达。

为什么到了秦末的时候，会产生普通人都想当皇帝这样一种氛围呢？

在中国古代，皇帝代表着“天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大多数人能安于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的话，就不会产生人人都想当皇帝的想法，要想实现这样一种“稳定”，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个社会的精神维系体系有效——这决定了大多数人是否认同同样一个“天命”，如果认同，他们就不会想着去改变这个天命，自己来做皇帝。

当社会的精神维系体系依然有效时，即使政治出现一定问题，体系自身具有的纠错功能（具体由担负着体系精神的士大夫来实现）仍会使政治秩序得以维持，如东汉中期外戚宦官交替执政，但不少外戚，如霍光，还具有较强的儒家担负精神，政治虽然从形式上已失位，精神未完全丧失，故仍可维持。

对于秦末来说，战国时期数百年的征战特别是战国后期残酷的战争已经破坏了周代所建立的“天命”，更重要是，破坏了周代建立的一套礼乐制度——这一礼乐制度曾经维系着人心，维系人们对一个共同秩序的认同。秦国是以法家思想立国进而统一六国的，法家思想重视功利，还不足以建立一套能够代替周礼的精神维系体系，所以无法建立和维系人们对其“天命”的信仰。也因此才会有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局面。

曹操的统治“术”

两汉时期，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能够继承和代替周礼的礼乐制度，因而有了一套基于儒家思想为主的有效的精神维系体系。但至东汉末年，政治的长期失位伴随着维系精神的凌替，黄巾军喊出“苍天以死，黄天当立”，说明那一套文化精神的维系力量已经被冲破，但是一种新的精神还没有诞生。黄巾军的起义还是用旧的文化符号，“天”与政权之间的直接关联性正是董仲舒所确立的文化体系的最重要纲领。

由于新的精神还没有诞生，旧的精神就仍然还是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唯一理论基础，虽然这一基础已经有很多人不再认可。曹操的政权是诉诸人的气质性本性（关于这一点，本人另有专文分析），这是依于人的本性对失效了的文化体系的反叛，是一种新的精神的涌动，但这种新精神的涌动还没有形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理论上还没有成熟。对于一个还没有形成文化维系体系的政权来讲，曹操的统治主要借助于由个人魅力所推行的“术”（所谓申韩之术——基于对人的气质之性的思考从而加以利用并驾驭）和基于个人气质的吸引而形成的友情以及（人的气质本性所延伸的）血缘家族性的力量。

在曹操时代，“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虽然在内部施政方面面临较大的阻力（伏皇后事件，衣带诏事件是其中较为突出者），因为他在名义上并不是最高统治者，不具有那个名号，就无法获得（文化体系所赋予的）来自于“天”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但是，就对外来讲，曹操政权比刘备和孙权的政权有更强的政治合法性。在当时，刘备并不象后来罗贯中等所认为的那样被多数人认可为汉的正统。刘备、孙权的权力基础和刚才所论曹操的权力基础并无不同（基于个人气质的吸引而形成的友情以及人的气质本性所延伸的血缘家族性的力量）。但曹操那里有个汉献帝，另外两人没有。所以截至曹操去世前，士人归曹者远远多于归另外两家者。

曹丕底气不足才要当皇帝

曹丕称帝是因为曹操去世后，形成曹操权力基础的几个因素对曹丕来讲，几乎都已不再存在。曹丕没有曹操那样的个人魅力与个人能力，靠“术”他已驾驭不了曾经跟随曹操的那班文臣武将；曹操在战斗中形成的个人威望曹丕无法继承，相反，那些有能力有威望的文臣武将比曹丕更具有继承权力的资格（没有文化维系体系的农民起义的权力继承一般决定于能力与威望，原因类似）。而血缘继承也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符号作为基础，曹丕对曹植的一再防范也证明了曹丕底气的不足。

曹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翻古黄历，找到了“禅让”这一理论资源。在汉代文化维系体系日渐失效的情况下，一些更加古老的理论资源也就有了上场的空间。而曹丕之所以能得到大多数原曹操集团人士的支持，除了曹操的控制效果、友情、威望等的持续和传承以外，更多的是因为文化精神对人心的维系失效后，以气质本性为主要动力的个人更加现实化——注重现实的权势、地位而不再关心他的政权合法性理论基础。他们认可现实的势力状况，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禅让”和血缘继承才被大多数人承认。因为“禅让”强调的是原权力所有者以明确的形式表达的权力转接，重视外在形式（与所谓“现实”同在现象层次上）。而血缘继承（更严格的说是嫡长子继承）也是注重这种外在的现象层次的连接。

综上所述，曹丕称帝主要是因为构成曹操政权的因素对他不再存在，他为了能够驾驭臣下，维持政权，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