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北伐

北伐是战略错误吗？

北伐目的是什么? 打得魏军落花流水,驱除曹魏,一统中原,这就是魏延想的。事实上蜀汉和魏国的国力相差7倍,单靠现有的军事力量,就展开蜀魏的决战对蜀国真的有利吗? 答案显然不乐观。诸葛亮北伐的真正目的,并非与魏国决战,而在于斩断魏国右臂,控制河西走廊,改蜀汉南北攻势为东西攻势,依靠雍凉积蓄力量,这是比较现实的作战方针。事实上,如果不是街亭失利,此消彼长,吴蜀联合军与魏国的力量对比就会出现变化。这是诸葛亮从全局上对隆中对的修正,他清醒地认识到荆州不可以复得,益州不足以制天下,控制民风剽悍的西凉,自西向东居高临下,则为蜀汉取得北周灭齐的君临态势。如果攻占雍凉,后来北伐困扰孔明的兵员,粮运,甚至人才问题均可迎刃而解,而且背后还没有一个可能随时背盟的东吴。

消化了凉州以后,蜀、吴就可以象两个不同方向的绞索,慢慢地把魏国绞死。诸葛亮是并不打算毕其功于一役。

——以上是关于诸葛亮北伐问题比较理性的一种分析，也有相当地道理。

表面上这似乎已经回答了蜀汉为何北伐的问题——不可坐而待毙，应以攻为守，占领陇右，才有可能图存于三国，进而恢复中原，统一天下。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细节：如果蜀国并非以统一中原作为战略目标，而是以防守作为目标的话，占据汉中、剑阁一线防守比占据陇右以后防守更容易。因为蜀国与陇右之间的山路是艰险的，而且人烟较少，而陇右多为畜牧区，如果要驻扎大军，必须从蜀中运粮，而这一粮道又很容易被以长安为基地的魏军切断。也就是说，陇右只有作为进攻的一翼配合汉中军队进攻关中才有其意义。假如蜀国想占据陇右便止步不前的话，根本不可能守住。但如果蜀国的目标是占据陇右再进攻关中的话，无疑意味着要与魏国做全面对抗与总体决战，因为关中那时已成为魏国的核心统治区之一。而与魏国全面对抗与总体决战并非蜀国所愿，也非其能做到的。

但如果我们的问题意识更深入一步，这个问题仍然有探讨的必要：蜀汉是否应当休养生息、积蓄国力？因为凭蜀国地理上的险要地形，防守远远比进攻容易；更因为凭蜀汉之国力，总体上根本不可能与曹魏抗衡，蜀国为什么不能搞睦邻友好政策，来个和平共处，而为什么一定要征伐天下呢？

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一定要谋求统一呢？为什么就不能像近代欧洲那样，发展一种多国并立的国际秩序呢？

事实上，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在历史上已有人提出质疑：

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吴大鸿胪张俨：《默记》]（大家要注意到，提出这一观点的人是吴国人，我后面会分析为什么多数吴国人会有此想法）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的是：蜀国依险要地形割据自守并非做不到，而且比进攻胜算更大；蜀国在防守的基础上修养生息，注重内部发展，魏国不可能马上灭掉蜀国（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魏国用心在内，并未大规模进攻蜀国，而一直是蜀汉在进攻；恢复中原并非一定是诸葛亮和蜀国的真正目标；如果蜀国目标并非一定要统一天下而只是维持政权生存，防守远远比进攻容易做到；如果蜀国立足于防守的话，占据汉中、剑阁一线防守比占据陇右以后防守更容易。那么如果我们还能分析出魏国并非一定要灭掉蜀国的话，诸葛亮的北伐似乎完全成了劳民伤财、徒劳且不必要的战略错误了？

魏国是一定想灭掉蜀国吗？否

我们首先来看，这样做（防守以图存）有没有可能：

有网友指出：“当时蜀汉只有益州一地，如果只守，更加不是中原对手，诸葛亮北伐是为了开拓土地，增强实力，按当时情况，不进攻更是坐以待毙。”

这样的观点听上去是有道理的。但这个观点有一个前提：蜀汉是“以中原为对手”。如果拿掉这个前提，以蜀汉之国力，兼以占有汉中之有利地势，如果能君臣一心、上下用命，割据自守并非做不到。

这个前提可以理解为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如果蜀汉不想着削弱和灭掉魏国，那必然会被休养生息强大后的魏国灭掉。那时，山川险要是不足为恃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指出，蜀国依险要地形割据自守并非做不到，而且比进攻胜算更大；其次，我们谈历史不能以后来的历史事实来推论先前的情况，后来邓艾钟会等确实是进攻并灭了蜀国，且不论这一成功建立在很大偶然性之上，其实若不是诸葛亮连年北伐消耗和削弱了自身国力，邓艾即使奇袭也未必能获得成功；再者，就当时的历史来看，曹丕称帝以后，内部统治面临很多问题，曹魏统治集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用力的重心是在内而非在外，从当时的蜀魏攻守来说，也主要是蜀汉进攻而非曹魏进攻。如果不是诸葛亮一再进攻，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曹魏既不想（我下面展开分析这一点）也不可能消灭蜀国。

我之所以说曹魏并不“想”消灭蜀国，是在相对意义上而言，是说魏国是否进攻和统一天下并不影响魏国的政权合法性，至少相对于蜀汉而言是如此，所以魏国在几十年中并未主动进攻蜀汉。而另外一个国家吴国更根本没有统一天下的欲望。而蜀汉就必须不断进攻，至少要摆出一个要统一天下的姿态，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合法性。这是由三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决定的。

关于魏蜀吴三国的立国精神，我们从它们各自的国号就可以窥到一斑。“魏”、“吴”都是地域性符号，这两个字主要标示各自的地域。曹丕以“魏”为国号，当然主要是由于曹操受封魏王（封地在邺，属古魏地）。但我们要看到，以“魏”为国号，意在强调政权的地域性根源，以获得以魏地为核心地区的北方士人的认同。吴之立国，更是完全体现其作为地域性政权的特点。而蜀之立国，以“汉”为国号，是强调对汉朝政治文化符号的继承。（参考本人文章《魏蜀吴三国立国精神之不同及影响》）

这里需要做一点辨析，历朝国号之确立很多都是以其最初的封地为号的，最早的夏商周情况特殊一点（由部落建国与后来的统一王朝不同），后来的如秦、汉（西汉）、晋（西晋）、隋、唐、宋皆是如此。以封地为国号，首先是为标示政权的宗法地域之源，其次因为这些政权都是由封地地域起家，逐步扩张兼并而建立统一王朝的，开国大臣中多为从原封地地区而来，因此权力基础方面需要依靠核心区世族势力的支持（陈寅恪在《唐代政治述论稿》中充分论述了关陇集团在唐政治中的作用），以原封地为国号即有此义。魏、吴国号之确立，即是立足于割据政权的现实，以争取本地世族的支持为首义。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国之前的历史中，魏吴从来不是中央政权的符号，而只是割据的诸侯国的号。

历史上也有一些政权，并非以封地为国号。比如有些农民起义军因无所谓封地，便不可能以此为号，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基础不是要争取地域世族的支持，而是要获得更广泛的农民的支持，比如张角的黄巾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再如两个中间篡位的短命王朝——王莽的新和武则天的周，他们采用这样的国号是为了显示自己受命于天，或以恢复古制建立新政。新和周都是作为王天下的符号而不是地域符号，同样因为他们的权力基础不是要争取地域世族的支持。

在国号选择方面，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此前的统一王朝深入人心，新王朝采用原来王朝符号作为国号以标示权力的继承性，以继承性来获得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比如东汉、东晋、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和南唐（他们的国号都是唐）。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蜀汉政权即是属于这种情况。

诸葛亮北伐，心中有苦衷

诸葛亮之所以明知北伐有种种不利因素，而且是在对于蜀国之生存而言并非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不断出兵北伐，根本上是由蜀国的立国精神与统治必要决定的。

蜀汉选择“汉”为国号，以继承性来标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是主动的选择，但也是不得不然。

从条件上说，采用原王朝国号要求统治者与原王朝有血缘继承性，或至少是同宗。刘备与汉王朝的血缘联系并非那么直接，他为了论证蜀汉政权对汉室的继承性，不得不把这一血缘联系过分渲染与夸大。而刘备之所以无法象曹魏和孙权那样以地域性符号作为国号，而选择继承汉作为自己的国号，除了自己姓刘有这一尚可利用的条件以外，是有下面的苦衷：

一、刘备早期一直是一个流徙性政权，没有建立自己固定的根据地，也便没有获得某一固定地域世族的支持。这意味着他的政权不能也不必要以某一地域符号标示。而长期流徙带来的有利影响就是使刘备对多个地区的士人有影响，而唯一能对这些不同地区士人起到连接作用的就是“汉”这一原王朝符号。

二、蜀国的统治集团构成与魏吴有很大差异。魏国和吴国的统治层都来源于当地，并以本地作为人才、兵员的来源和储备库，其政权基础也主要来自于本地世族的支持。只有蜀汉的统治层分为“原从”、“荆州”和“蜀地”三部分，结构复杂，并且蜀国本地人一直没有成为蜀汉最核心的统治势力，最上层一直是原从和荆州士人占主导。也就是说，蜀汉政权对蜀国人来说更多是一个外来政权。但蜀汉的兵员构成及人才后备又必须依赖于蜀国本地人，如何使作为兵员及下层统治基础的本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层非本地人势力的统治，对于蜀汉统治者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蜀汉要把原来来自不同地域的追随者集合在一个名号下，要使蜀国的人民和士人相信那些外来统治者有资格统治他们，决定了刘备必须采用“汉”这一国号。如果用“蜀”的话，一来原从与荆州人马会没有归属感，再者，把刘备看作外来人的蜀人未必会认同刘备。

但如果以“汉”作为国号，国策上北伐便成为必然（或说不得不然），因为以继承汉中央政权政治遗产作为立国基础，必然不能局限于蜀地一隅，否则你就无法向蜀地人民交代，无以号召人民，无以向人民说明你凭什么统治这里，无以获得士人的支持。

蜀汉政权要向蜀地人民显示和证实自己对汉王朝的继承性，必须有北伐进取中原的动作，因此诸葛亮必须不断出兵。但诸葛亮也知道以蜀之国力与军力不可能推翻、消灭魏国，所以诸葛亮不会同意魏延直取长安的做法，因为一来那样守不住，二来他并不想与魏国展开总决战，所以诸葛亮只会采取稳妥、损失最小的战略方向——进攻陇右。对蜀国和诸葛亮而言，他们并不希望北伐引起魏国的过分重视，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蜀魏能维持一种双方伤亡都不大的战争僵持状态，而蜀国能不断有一些小的胜利以向民众交代。虽然诸葛亮（以及后来的姜维）明知这样对蜀国消耗很大，但北伐却是不得不为之的一件苦差。

“兴复汉室”只是政治口号

当然，有人会指出诸葛亮之北伐是为了“兴复汉室”这样一个理想目标——诸葛亮本人也是这样表述北伐目标的，即使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希望渺茫，也要勉力去做。中国传统中的文人也有不少人持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期待。但书写为政治口号的东西经常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就想我们在今天，特别是国际外交中，也会看到战争的发动往往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人权”“正义”，但这些借口往往并不是他们行动的真正目的。

事实上，当我们以解释学的眼光来看历史就会看到，三国时代各国都是首先要图存，“诸葛亮一心恢复汉室”主要是后来的文人学者的观念附会和理想化塑造，以诸葛亮个人的理想作为北伐的主要动因是站不住脚的。而从蜀国的形势上讲，在当时现实的国力对比情况下，诸葛亮肯定明白蜀国之北伐是不可能完全消灭魏国，也不可能统一天下的，这一点，每一个理性和清醒的人都会看到。

作者简介

孔门弟子，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归宗于儒学一脉，现于某高校主讲国学。经史互参，以阐华夏演进之脉络；中西对勘，以明时代精神之隐微。玩于诗词，聊为修心之余绪；游戏文字，权作行道之应几。疏狂不求闻达，淡漠唯盼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