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

四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

儒学讲究“内圣外王”。

内圣的重点，在心性之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外王的重点，在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讲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

儒家的外王之学，经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古圣先贤的探究发扬，到汉代时，已经趋向成熟，

儒家的内圣之学，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传到孟子那里时，传不下去了，一下中断了一千多年。直到宋朝理学的兴起，儒家内圣这门学问，才得到复续，并逐渐趋向成熟完善。

因此，宋明理学从表面上看，似乎专于心性之学；但如果深入其中，就可以发现，它并非仅仅局限于心性之学的探究，而是贯通内圣外王，发展完善了儒学的整个思想体系。

这也决定了儒学的发展，在历史上有比较明晰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孔子之前，从尧、舜、禹，一直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父子，可称为原始儒学。

第二阶段，为孔、孟时代。儒学在这一阶段大放异彩，开始有意识地走向体系化。

第三阶段，为汉代儒学。汉代儒学受子夏、荀子等人的影响，以董仲舒为代表，将儒家的外王之学推向成熟。

第四阶段，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别称宋明新儒学，它基本贯通了内圣与外王，使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得以构建完成。

对宋明理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非常多，但概括起来，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宋代的朱熹，一个是明代的王守仁。

朱熹强调“格物”的重要性，可勉强称之为格物派；王守仁片面地强调“格心”，可称之为格心派，或心学派。

宋明理学有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极为重视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在理学兴起之前，《论语》虽然也是经，但属于“准经”，比“正式的经”略低一格；而正式的经只有诗、书、礼、易、乐、春秋。

那时，《大学》与《中庸》，还仅仅只是《礼记》当中的篇章，没有被独立单列出来。而《孟子》只是“子”，尚在经的范围之外。

而理学兴起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地位迅速升起，被称为“四书”；地位等同于“五经”。

甚至有人认为，“五经”属于未经加工过的粗米，而“四书”是经过加工过的精米；有了精米吃，这粗米就可以暂且放一放。这等于说，学习儒家经典，首先要读“四书”，至于“五经”反而次要一些，等学“四书”有了余力，再学亦可。

为什么在理学兴起后，“四书”如此受重视呢？

这是因为理学主要是解释“四书”的，理学的整个学说，都依附在“四书”之上。理学，实际可称为“四书”之学，舍弃“四书”，理学就不能存在。

例如，朱熹的思想虽然博大，但其要旨主要凝结于《四书章句集注》之中；王守仁的思想，则主要凝结在《传习录》之中，而《传习录》主要依附的也是“四书”。

现在传统文化复兴，大家非常重视对“四书”的研读，却对宋明理学不很用心，这其实是一种相当错误的学习方法。

学习“四书”，必须同时学习宋明理学；如果不通宋明理学，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四书”，因为宋明理学就是“四书”的解释学，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好、最完备的“四书”解释学。

理学，核心思维是格物致知，这与近代欧洲萌芽的科学技术是同类的思维，只不过科学只局限于逻辑思维，而理学的思维多种多样，如取象思维，如阴阳思维，如辨证思维等，理学反对的是感性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