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为什么反对明朝政府把蒙元列入正统地位？

方孝孺为什么反对明朝政府把蒙元列入正统地位？

辅仁君按：

关于一个朝代是否为正统，依据现代政治史观之需要，凡是统治过中国，或者占据过中原地区的朝代，都被列入了正统地位。

但是如果按照儒家义理，规定一个朝代是否列入正统地位往往是由严格标准的。比如，朝代的建立是否是前代授禅，是否为民心所向，是否符合天道，是否符合华夷之辨等。

根据这些标准，历史上的正统朝代一般有夏商周秦汉，东晋宋齐梁陈，隋唐宋明；正统地位有争议，但若引入华夷之辨的思想，一般也列入正统的的朝代一般有西晋、曹魏、王新、武周；而正统地位受到比较大的质疑和争议的有五胡乱华时期胡人在中原所建立的北朝政权，五代时期胡人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契丹辽，女真金，蒙元，满清。

孔子作春秋，则乱臣贼子惧。儒家义理早早地为后来者立了规矩，汉人政权，若不合春秋大义，尚且会打入偏统，若是夷狄政权，则直接不予考虑。

但是，自宋代中国完全亡与蒙古帝国，明代复兴之后出于政治需要对蒙元地位的正统性评价呈现出摇摆不定的功利性特点；满清取代明朝，而中国古代史自清末而终止，对满清夷狄入中国的正统性又在民国建立前后表述迥异。

朝代正统性分析，关系到历史政权合法性问题，因此是史学界的一大话题。今天，我们摘出明代方孝孺关于蒙元地位的分析，来思考这个问题。

—辅仁君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

明初对蒙元正统地位于以明确否定的是方孝儒。

方孝儒将中华统系分为正统、附统、变统三种，他认为：“仁义而王，道德而治者”为正统，如三代之君；汉唐宋“虽不敢几乎三代，人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故附之于正统，是为附统；而“取之不以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生民”“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逊志斋集》卷二，《释统》），皆为变统。蒙元就是变统之一。

对于夷狄之不可为正统，方孝儒说：“夷狄之不可为统，何所本也？曰：《书》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以蛮夷与寇贼并言之。《诗》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驱龙蛇，周公膺夷狄’，以戎狄与蛇虫洪水并言之。《礼》之言戎狄洋矣。异服异言之人，恶其类夷狄则察而诛之，况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为仁者，圣人美其攘夷狄也。”（《逊志斋集》卷二，《后正统论》）

方孝儒引用诸圣及经典的话，指出圣人即将夷狄视为寇贼洪水，不肯以之为主，后世就更没有理由这样做。这是他根据圣贤之道提出的理由，随后他又转向华夷间的文化差异，他说：“夫所贵乎中国者．以其有人伦也，以其有礼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夷狄者侄母蒸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也，无衣冠礼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逊志斋集》卷二，《后正统论》）

视夷狄为无人伦的禽兽，是传统华夷之辨的基础，这是对汉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侮辱性看法，是十分荒谬的。但在封建专制时代，这种看法十分普遍，方孝儒作为一个格守儒家传统思想的人物，以此来否定蒙元的正统地位，是不奇怪的。在他看来，既然在文明程度上华夷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那么当然没有理由让文明程度低的来统治程度高的。

方孝儒在提出以上两条理由之后，还否定了“全有天下”即入正统的说法。

我们知道，洪武时期援蒙元入正统的一个重要标淮即是蒙元统一了天下，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如朱元璋说蒙元“八蛮九夷，尽皆归之”，宋讷说“混一寰宇，绍正大统”，方孝儒对此说不以为然，他说三代秦汉晋隋唐宋都曾建立过统一的王朝，“苟以全有天下，号令海内者为正统耶，则此皆其人矣。然则汤武之与秦隋，可得而班乎？汉唐之与王莽可得而并乎？”他认为王莽、晋隋得位不正，虽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统，至于“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逊志斋集》卷二，《释统》）

方孝儒观点显然是有所指的。

方孝儒提出三统之说，目的在于顺从天意，维护纲常，使正统尊，奸邪息。他说：“正统之君非吾贵之也，变统之君非吾贱之也，贤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能不贵之乎？非其类，无其德，民必恶之，当时恶之，后以其位而尊之，则违乎天矣。故不得不贱之也。贵不特于其身，而又延及于子孙，虽其子孙甚愚不肖．苟未至于亡国，犹尊之以正统之礼；贱不特于其身，而其子孙虽有贤知之才，亦不能掩其恶。夫如是而后褒贬明，夫如是而后劝戒著，夫如是而后正统尊、奸邪息、夷狄惧。”（《逊志斋集》卷二，《释统》）“贵正统贱变统就是顺从民意天心，可以使“夷狄惧”。

方孝儒的正统观很有代表性，对明代尊夏攘夷思想的“复苏”起到了很大作用。“明代以前中国曾两次大规模之外族侵略或征服。前有北朝，后有蒙古。魏晋佛教盛行，士大夫多受麻醉。除道土利用种族文化观念以为卫教之工具外，儒家殆少有申明膺攘之义者。故王通目睹隋代汉族光复中土，致惜于南朝衣冠文物之沦亡，而犹不免贵民之旨以帝元魏。此后之儒，更不必论。理学家专精力于身心性命之学、三纲五常之教，而夷夏大防、反少致意。故蒙古人侵，而程朱理学之大儒许衡竟为之划谋定制。”（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6章）

此说虽不尽合于史，但大致道出了晋代以来传统华夷思想受到冷落的现实。但自明初起华夷之辨再次成为议论的一个焦点，而方孝儒的正统论在明初最具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一是得自于方孝儒华夷思想的不妥协性，它没有明代以前及洪武时期人们在正统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重举尊夏攘夷之旗，力辩夷狄之不可为正统；二是当时官方出于政治需要将蒙元定为正统，他的观点是对官方定论的批驳，这自然是不同凡响的。

节选自张显清主编《明代政治史》1097－1099页，原文照录，并不完全代表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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