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并生·编造“伊索寓言”出于耶稣会士手笔

董并生：编造“伊索寓言”出于耶稣会士手笔

“伊索寓言”在中国家喻户晓，被指称为出于古希腊的古典文献。然而，所谓的古希腊“伊索寓言”中，不仅有出于佛经的故事，甚至还有出于唐代柳宗元的小说笔记的内容。原来，所谓的“伊索寓言”并非出于虚构的古希腊，而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布道时出于对抗中国传统文化而杜撰出来的“证道故事”的翻版。

明末耶稣会士在华布道的“证道故事”

耶稣会士入明布道，以天主教文献不敌儒学经典及佛经之规模，于是使用寓言、故事的形式展开布教活动，在几十年间，居然形成几百种相关书籍。不料这批书籍却成了后来西方人伪造“古希腊文献”的渊薮。

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布道七十余年

耶稣会士在明末布道七十年，其间译、著中文书籍约有四百五十种。[1]

明末耶稣会士“以寓言为教”

“早在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抵达广东之际，‘以寓言为教’（fabula docet）就已交付日课，布道时故而多的是以寓言为喻的情形。李嗣玄（fl.1645）所记福州传教时期的艾儒略，金尼阁的《况义》似乎随手一册……”[2]

寓言之定义：“虚构”的“言谈”

“‘寓言’（fabula）乃泽维尔的伊希朵（Isidore of Seville）所谓‘虚构的言谈’（loquendae fictae），而寓言之所以为‘虚构’，原因在这种故事系凭空捏造而得，伊希朵以‘言谈’称之，因为寓言源出口语。”[3]

“寓言的拉丁语义乃‘虚构’（fabula）,本身除了动物寓言外，兼指神话与一般虚拟性的故事，所以何尝不可以入史？”[4]

所谓“伊索寓言”的“德墨催”版本

“我们今天所知最早的伊索故事集，乃纪元前四世纪德墨催（Demetrius of Phalerum）的散文本《伊索寓言》。培理（Ben Edwin Perry）的研究显示，这本语言集乃当时雄辩家的参考手册，专供举证与取材之用（BP,xiii）。”[5]

“德墨催”版本实际上没人见过

“希腊上古的伊索故事集如今荡然无存，我们可见的早期伊索寓言都是罗马人演绎德墨催的结果。”[6]

“伊索寓言”版本的“罗马三脉”

“一世纪费卓士（Phaedrus）的拉丁文本《伊索寓言书》与巴柏里（Babrius）的希腊诗体《伊索寓言诗》。四世纪时，亚维奴（Avianus）又用拉丁牧歌体重写巴柏里，费本也经人重编而形成风行一时的罗穆斯本《伊索》（Romulus）。后世的各种《伊索寓言》---包括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欧洲教育机构中所接受者---大多便由费卓士/罗穆斯与巴柏里/亚维奴这两条《伊索》祖脉演化形成。话虽如此，上古晚期仍有第三条《伊索》线脉可寻，此即现代学界所谓的奥古斯都本《伊索寓言》（Augustana）。这个本子多数用希腊文散体写成，祖本难考，或为某二世纪之作。奥古斯都本虽然罕用于上古材料，上述《伊索》三脉一经会通，倒也形成中古动物语言型证道故事的主要源泉。”[7]

“罗马三脉”不靠谱

“罗马三脉在内容上的分歧，本身甚为吊诡，暗示寓言的形态无从捉摸。”[8]

‘寓言’和‘神话’都是杜撰

“本质上，‘寓言’和一般所谓‘神话’（mythos）实可交涉互通，要之都经‘杜撰’而成（注：这一点参见孙红梅《伊索寓言在中国》，硕士论文[北京大学，2001]页23），有别于常态观念下的史传。……有趣的是，文艺复兴以前博雅教育的这条脉络，到了晚明耶稣会士手中，纷纷开花结果，而且汇为一流，变成证道的艺术的部分凭借，而其首先表现便在‘神话’之借为证道故事。”[9]

“故事新编”早于“如实复述”

“明末耶稣会史上，故事新编的现象出现得远较《伊索寓言》的如实复述为早。会士自编喻道新戏目的在说明教义或开示教众，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便是这种风气的‘始作俑者’。”[10]

伊索寓言晚于故事新编，实际上，所谓《伊索寓言》不过是后世欧洲人将各种在埃及、印度、阿拉伯、中国等地曾经流行的故事，归在了“伊索”的名下，结集而成的一部伪书。

先有金尼阁《况义》,后有《伊索寓言》

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要，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用中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在西安刊行，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口授、中国天主教徒张赓笔传,取名为《况义》共收寓言小故事38则，正编22则、补编16则，全书约六千余字。[11]

一般研究者都以为该书是《伊索寓言》最早的中文节译本。然而，天启年间刻本已佚，如今只有抄本传世。[12]

为何说它是《伊索寓言》的中文节译本呢？

原来，据说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两种《况义》版本，其中之一封面上写有‘伊索寓言选集’字样。

“其一有拉丁文书目《伊索寓言选集》（Selectae Esopi Fabulae），封面上又书‘金尼阁神父所译的某些伊索寓言’（Quaedam Aesopi Fabulae a Patre Trigault）。见戈宝权著作，页407-409页。”[13]

中国学者强调《况义》是《伊索寓言》，说是由金尼阁“写成或译出”，“殆为伊索寓言”。（同上第320页、第76页）究竟是“写成”还是“译出”呢？“殆为”也是不确定的语气。

实际上，与其说先有一个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全集》，再据以译出“伊索寓言”选本《况义》，毋宁说，是金尼阁神父为了布教编纂了《况义》，之后才被托名为“古希腊”奴隶伊索创作的《寓言》，最终被扩编为《伊索寓言全集》。

《况义》使用儒学概念、收入柳宗元的作品

巴黎所藏《况义》全文本分正编与补编两部分，其中正编22篇，补编16篇。正编“义曰”部分，间或采用儒学的概念，如第二篇：“义曰：治人以刑，不如以德”，为《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政治理念。

补编中包括《罴说》、《蝜蝂传》两篇唐代柳宗元的作品。[14]怎么可以说这是“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呢？

《况义》中收有来自印度的故事

例如《况义》的第3则故事《三友》,就是一则来自印度的故事。“《三友》风行于中世纪的欧洲圣坛，但其始也，则不在欧洲中古，而在七八世纪的小亚细亚。其时圣若望达马瑟‘撰’有希腊文本《巴兰与约撒法》一书，述印度王子约撒法在圣徒巴兰开示下改宗基督，而劝化过程中巴兰所述的五个最重要的比喻故事里，《三友》赫然居一（BI,190-199）。中世纪拉丁文的《三友》各本，其实都是根据若望的‘原本’辗转重译或改写而成，是以彼此间差异不大。……

约撒法既为印度王子，那么《巴兰与约撒法》莫非原生印度？答案正是。若望所传，不但其拉丁文译本风靡罗马公教的世界，希腊文原本更是席卷东方教会，中世纪迄二十世纪前夕，影响力仅次于《圣经》。证道故事之所以广收《三友》，原因也是在此。”[15]

明末耶稣会士所述证道故事与佛经故事关系微妙

耶稣会士创作时，或用类似佛教《百喻经》文体（如《况义》），而其某些所谓古典故事，则有袭用汉译佛典故事情节者。

“明末耶稣会士为布教而译写的西方古典证道故事---尤其他们‘以为’系出古典的某些故事---之中，有部分和汉译佛典的关系微妙，若有重叠，从而在中国宗教史、翻译史与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不能算小的讽刺。”[16]

最典型的是《况义》的第2则故事《南北风相争》。这篇故事所使用的文体，是典型的佛教中文譬喻类文献的文体：

“南北风争论空中。北风曰：阴不胜阳，柔不胜刚，叶焦花萎，百物腐生，职汝之由。我气健固，收敛归藏，万命自根，尔无与焉！南风答曰：阴阳二气，各有其分，备阴偏阳，两不能成。若必觭胜，我乃南面，不朝不让，是谓乱常。南言未毕，北号怒曰：勿用虚辩，且与斗力。乃从空俛地曰：幸有行人，交吹其衣，不能脱者，当拜下风。南风不辞，北乃发飏，气可动山。行人增凛，紧束衣裘，竟不能脱。于是南风转和，温煦热蒸。道行者汗浃，争择荫而解衣矣。北风语塞，怅悔而去。”[17]

“金尼阁和张赓所为，与其说是‘不自知’师法佛教，还不如说两人心中于佛门譬喻的汉译早有认识，是以沿袭其体。”[18]

来华耶稣会士第一人利玛窦所述证道故事也有出自佛经者

如利玛窦所述《空井喻》云：

“尝有一人，行于旷野，忽遇一毒龙欲攫之，无以敌，即走，龙便逐之至大阱，不能避，遂匿阱中，赖阱口旁有微土，土生小树，则以一手持树枝，以一足踵微土而悬焉；俯视阱下，则见大虎狼张口欲翕之，复俛视其树，则有黑白虫许多，龁树根欲绝也，其窘如此；倏仰而见蜂窝在上枝，即不胜喜，便以一手取之，而安食其蜜，却忘其险矣；惜哉食蜜未尽，树根绝，而人入阱为虎狼食也。”[19]

这篇《空井喻》实际上是来源于唐代僧人义净（635-713）所译《佛说譬喻经》。该《经》全文如下：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于大众中。告胜光王曰。大王。我今为王略说譬喻。诸有生死味着过患。王今谛听。善思念之。乃往过去。于无量劫。时有一人。游于旷野。为恶象所逐。怖走无依。见一空井。傍有树根。即寻根下。潜身井中。有黑白二鼠。互啮树根。于井四边。有四毒蛇。欲螫其人。下有毒龙。心畏龙蛇。恐树根断。树根蜂蜜。五滴堕口。树摇蜂散。下螫斯人。野火复来。烧然此树。

王曰。是人云何。受无量苦。贪彼少味。尔时世尊告言。大王。旷野者喻于无明长夜旷远。言彼人者。喻于异生。象喻无常。井喻生死。险岸树根喻命。黑白二鼠以喻昼夜。啮树根者。喻念念灭。其四毒蛇。喻于四大。蜜喻五欲。蜂喻邪思。火喻老病。毒龙喻死。是故大王。当知生老病死。甚可怖畏。常应思念。勿被五欲之所吞迫。尔时世尊重说颂曰：

旷野无明路人走喻凡夫

大象比无常 井喻生死岸

树根喻于命 二鼠昼夜同

啮根念念衰 四蛇同四大

蜜滴喻五欲 蜂螫比邪思

火同于老病 毒龙方死苦

智者观斯事 象可厌生津

五欲心无着 方名解脱人

镇处无明海 常为死王驱

宁知恋声色 不乐离凡夫

尔时胜光大王闻佛为说生死过患。得未曾有。深生厌离。合掌恭敬。一心瞻仰。白佛言。世尊。如来大慈。为说如是微妙法义。我今顶戴。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当如说行。勿为放逸。时胜光王及诸大众。皆悉欢喜。信受奉行。”

明末耶稣会士捏造历史

“戴奥吉尼士、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每每在世说中行我们所不能行，言我们所不能言。我们一旦体认及此，理智上自觉或不自觉就会师之法之，奉为圭臬。问题是：这些人虽然是历史实人，他们在世说中的言行却是经过明末耶稣会士‘假捏而得’，正是修辞的开花结果。”[20]

“戴奥吉尼士”,就是著名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a，公元前412-323年)。所谓“古希腊”伟大人物们，如第欧根尼、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的故事，原来都是由明末耶稣会士们‘捏造而得’！

第欧根尼‘白天打灯笼’的故事

希腊犬儒哲学家戴奥吉尼士的故事。他曾在白天打着灯笼，人问其故，对曰：‘欲寻诚实之人。’对三世纪史家迪莪吉倪（Diogenes Laertius）来讲，这个故事真而又真，是个典型的历史轶事，可以视同传记（LEP,6.41）。然而在罗马作家费卓士笔下，同一‘史事’却经改编，摇身变成了伊索式的寓言，连原来的传主都已改为伊索本人。[21]

所谓“犬儒哲学家”始见于来华耶稣会士中文文献，本故事在罗马作家费卓士笔下，摇身一变成了伊索式寓言，传主也成了伊索本人，这是欧洲人在虚构“伊索的寓言”过程中更晚的文本。

第欧根尼与“犬儒”概念

“西方古人中,戴奥吉尼士和世说生成的关系最深。他不仅在历史上开创用世说性金言教学的传统，并且投身变成此一文类最主要的角色之一。高一志对他情有独钟，《励学古言》和《达道纪言》收录的相关世说不少。后书且有片段述及其人癖性与犬儒称号之由来。‘是士嘲谀而善为谀，故众以犬称之。或问故，答曰：‘凡有与我者，我媚之；不与我者，我吠之；不善者，我亦龁之。’’”[22]

由此可知，西方所谓“犬儒”的概念，实际上是来自中文。“犬”即“狗”，“儒”指“儒生”，“犬儒”概念起源一定在耶稣会士了解了“儒学”之后，以此揶揄、影射“儒学”，谓不如天主教之真之正也。

西方“古典历史学”不过是虚构的“文学”而已

“史家在‘文直’与‘事赅’之外，务必‘不虚美，不隐恶’。在西方上古，这种观念却非必然，因为修西地底斯（Thucydides,c.460-c.399 BCE）或利瓦伊（Livy,59BCE-AD17）等史家本来就不分史实与修辞，驯至文艺复兴结束以前，历史在西方乃属某种意义下的文学形式……

上文所称的‘文学性’，部分涵意实为‘虚构性’，往往有赖修辞来促成。倘用现代术语更精确地说，明末耶稣会所传世说的虚构性，每每即见于会士为历史编造情节（emplot）的文本特质（textuality）中，语言游戏或游戏语言经常是构成要素之一。”[23]

（参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第1章，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1]参看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10页、第46页，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

[2]同上第89页

[3]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49页，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

[4]同上第188页

[5]同上第50页

[6]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53页，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

[7]同上第53页

[8]同上第55页

[9]同上第193页

[10]同上第94页

[11]参看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1册第355页，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1版

[12]参看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320页，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

[13]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76页注，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

[14]参看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1册第355页、358页，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1版

[15]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334页，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

[16]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316页，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

[17]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1册第357-358页，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1版

[18]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334页，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

[19]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45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2刷

[20]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192页，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

[21]（注：BP,290-291.类似的情况还可见诸奥古斯都本《伊索》；其中《戴奥吉尼士和秃头者》与《旅行中的戴奥吉尼士》两条，论者从来都以史实视之。）详见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132页及注，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

[22]（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共6册]，2：737，台北，台湾学生书社，1984）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160-161页，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

[23]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第133页，三联书店2010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