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中国的贵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地位高于一切。儒家的一整套理论，都是围绕家庭展开的。儒家认为，每个家庭父慈子孝、长幼有序，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但是，一个家庭，仅仅父慈子孝（父子）、举案齐眉（夫妻）、长幼有序（兄弟），是远远不够的。

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中国的贵族

《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余殃。”

这是说，多做好事的的家庭，福及子孙；做坏事的家庭，祸及子孙。所以，一个家庭必须对社会有所贡献，多做好事，至少是不做坏事，才能人丁兴旺，福寿绵长。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是：家长要修身，成为家庭的楷模，约束好自己的家庭成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以诗礼传家。所谓“诗”，就是文化；所谓“礼”，就是教养。合在一起，大致可以解释为德才。

近些年来，“贵族”一词，很流行。贵族，是欧洲的特产，指的是由国王授予世代继承的爵位和财产的特殊家族，比如公爵侯爵之类，便是爵位；一块领地及其领地上百姓，都是这个家族的世袭财产。

春秋战国以前，中国也是有贵族的。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流官制代替世袭制以来，中国便没有了所谓的“贵族”。除了太子世袭皇位，其他皇室成员，也仅可以获得相应俸禄，近乎取缔了世袭制。

从汉朝开始，朝廷采用察举制选拔人才，通过乡举里选德才之士，然后逐级考察后送到朝廷，朝廷组织考试后，选出优秀人才任命官职。到了隋唐，创建了一种更加规范的模式，固定并传承到清朝末年，这就是科举制。

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义务教育的普及，使中国诞生了许多著名的书香门第。这些家族的成员，无论男女老少，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对家族高度忠诚。这些人家，未必很富裕，但是极有品味，男人旺家，女人旺夫。

在唐朝，就有不少这样的家族。唐人柳芳《姓系论》：

“（从中原迁徙江南）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

唐代的著名文人、高级官员，相当一部分出自这些家族。比如崔氏，诞生了23名大唐宰相。据《新唐书·宰相世系》，唐朝宰相共369人，崔氏一门占6%强，不能不说崔氏强大无比。

不属于这些姓氏的官员，哪怕是当上宰相了，也要想方设法与这些家族联姻。其实，人们热衷于与这些大姓联姻，大姓热衷于相互结亲，原因很简单：娶这些人家的女儿进门后，可以传承好的家风；女儿嫁到这样的人家，未来便有了指望。

近百年来，有些专家用西方式的庸俗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进而胡乱解释唐代政治，是十分错误，甚至是荒唐的。根据《唐代墓志汇编》中一组墓志，结合有关史料，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博陵崔氏、宰相崔祐甫家族的基本情况。

崔祐甫的祖父，名叫崔皑。崔皑十八岁入太学读书，明经及第而做官。因为知识渊博，受到宰相李敬玄、郝处俊的赏识，调任京官。当此之时，他的弟弟、姐姐先后去世，他把他们的孩子接过来抚养，因此经济十分困难，好不容易把孩子们抚育成人。他一辈子好学不倦，临终遗言是让两个儿子帮他完成未竟的书稿。他的最高官职是汝州长史。

崔祐甫的祖母是王媛（太原王氏），勤劳朴素，博学多才，“精阴阳历算之术”。

崔祐甫的伯伯崔浑去世时不到三十岁，时任监察御史。根据这一职务，完全可以肯定，崔浑必是明经或进士及第，甚至曾制举及第。

崔祐甫的伯母，崔浑之妻卢梵儿（范阳卢氏），丈夫去世后，誓不改嫁，含辛茹苦将二子一女抚育成人。她很有学养，品行极佳。

崔祐甫的两个堂兄弟，即崔浑的两个儿子，大的叫做崔众甫，十六岁明经及第；小的叫崔夷甫，近二十岁时踏入仕途。

崔祐甫的父亲，名叫崔沔。到当时著名的大学者李善门下读书。二十四岁那年，进士及第。《据旧唐书·崔沔传》，起初崔沔只是考中了，因为落榜者举报有人作弊，武则天下令重考，结果，崔沔“为天下第一，”成了状元。先后担任中书舍人、秘书少监、掌吏部选事、判国子祭酒。

崔祐甫的母亲，名叫王方大，精通历史，生活简朴。

崔祐甫有一个哥哥，名叫崔成甫。与李白之间有唱和。根据他起家职务为校书郎，可以断定应是进士及第，至少是明经及第者。

崔祐甫本人，二十五岁时进士及第，因其文武才干，得到了古往今来的人臣的一切荣誉：宰相、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常山县开国子；死后获赠太傅。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特征：

1、博陵崔氏，并非今人心目中的“大户”，他们没有万贯家财，恰恰相反，他们经常生活颇为艰难，甚至不时为衣食发愁。当此之时，他们凭着对家族高度的责任心，相互扶持，共度难关。

2、家族重视教育，崔祐甫家族长盛不衰，靠的是读书。与之相反的是，唐太宗的二十四位凌烟阁功臣中，尽管不少与皇室联姻，但是，持续三五代活跃于朝廷、文坛的家族，寥若晨星。

3、崔家的女主人，不是王氏，就是卢氏，均为“五姓女”。她们个个有文化、有教养，对家庭极其忠诚，对子女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当男主人去世后，她们能以自己纤弱的身躯，排除万难，确保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崔家的女主人，是确保这一家族不衰的最坚强的后盾。

我们都知道，韩愈幼年成为孤儿，靠哥嫂养育。不久哥哥去世，是嫂子含辛茹苦，排除万难，把韩愈养大，给他进行启蒙教育，再送韩愈去读书。因此，韩愈得以进士及第，成为千古名士。韩愈的嫂嫂，就是郑氏。

任何家族，只要始终不渝地重视家教，都可以成为长盛不衰的书香门第。

乐安孙氏家族的崛起，就很具有代表性。

孙家四代单传。孙嘉之四岁时成了孤儿，在外婆家长大。显然，他没有什么强大的家族力量。在武则天时期，他44岁时，进士及第，一辈子也就做县令之类的小官。由于夫妻俩教子有方，四个儿子全是科举场上的胜利者，成为开元天宝年间天下美谈。

孙逖是四个儿子中最有出息的。唐玄宗时期，孙逖因其才华横溢，一踏入官场，到处是鲜花与掌声。宰相张说，让两个儿子拜孙逖为师；宰相张九龄，对他敬佩有加；为李白、杜甫所崇拜的李邕，出差京城时，专门带来作品向他请教；颜真卿、李华、萧颖士等名士，是他的门生。他担任中书舍人，即唐玄宗的秘书，达八年之久。

从此，高门大户、朝廷重臣们纷纷主动与孙家联姻。直到唐末，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家族因为保持良好的家风，一直十分显赫。

中国民间无处不在的牌匾

无论科举取士的古代，还是知识就是力量的今天，一个家族，无论是务农、经商，还是做官，如果能保持不衰，必是“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

这一传统传承至今。比如，众所周知的江南钱家，是古代出进士，今天出院士的家族。据说，这是中国出院士最多的家族。

这些家族有一个优良传统：对家庭成员实行近乎苛刻的诗礼教育。全体家族成员在家孝慈，在朝忠君，在官爱民，在民耕读，甘守清贫，好学不倦，言行恭谨，站有站相，吃有吃相，他们是社会的楷模，文化的传承者。这种文化，就是中国的士大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