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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1年，拙作《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出版之前，临时写下以下文字，作为全书的引言。多年来，本人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坚持业余涂鸦。 国人有一个传统，一旦有所成就，便认为“光宗耀祖”了，又是修祖坟，又是建祠堂。在中国，无论谁当上了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将自己的祖宗搬出来，追封三代五代的祖宗为皇帝，不管他们是聋子还是哑巴。唐朝皇帝本来家世显赫，为了证明自己生来该做皇帝，硬是请出“同姓”的太上老君李耳认作祖宗。 天下人性是相通的，人一阔脸就变，欧洲人也不例外。在18世纪，不少欧洲人仍把中国当天堂一样供着，莱布尼茨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提出要以汉语为世界语。到19世纪，在完成对中国的征服后，欧洲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欧洲人发达后，很为自己祖宗在世界历史上隐姓埋名不爽，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祖宗增光添彩。 兹从由欧美学者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随意挑出几例： 一说，印刷术是德国人发明的。法国学者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中说：“在我离开之前，有人送给我一本40页的小册子，即古登堡博物馆馆长阿洛伊斯・鲁佩尔教授向观众推出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和国际古登堡学会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由于我抱有从中发现展览向我掩饰的内容之希望，所以绝不会放弃机会拜读全文：‘……在这里，1400年前，作为当地贵族世家的后代，印刷术的伟大发明家诞生了……美因茨是印刷术的故乡。’”印刷术诞生于中国，是世人皆知的常识。这种闹剧让同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也看不过去。于是，安田朴先生将印刷术是通过怎样的路径传入欧洲都作了详细描述，并且证明古登堡不过是西欧较早从东欧学到印刷术的人罢了。 二说，阿拉伯数字是古希腊人发明的。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说：“印度的算术是惊人的，因为有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就采用了一种数码，而我们今天的数码就是由那种数码脱胎而来引的。”尽管“在拉丁语中最早使用这个新数字体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间在西班牙写成的一部手稿”，但是，“印度的数字也许是先由希腊人发明，然后传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传给阿拉伯人，他们又修改为所谓古巴尔（Ghubar）字体，与我们现今所用的字体更为相近”。至于古希腊人发明后是如何将这发明好的“数码”或空运、或飞鸽传书地送到遥远的印度，而希腊本土和各“希腊化”王国又为何没有使用，这些问题自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上的印度人是没有资格发明如此好用的“数码”的。 三说，古罗马帝国衰落和西欧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是东方文化惹的祸。古罗马帝国为什么衰落？丹皮尔分析道：“希腊化时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文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扩展和创造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表现了东方对西方的反动的阶段……希腊化的希腊时期在罗马内战中结束了，罗马帝国所建立的文化虽然属于希腊—罗马性质，终究也无力长期排斥亚洲的影响。甚至在比较早的时期，即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之后不久，东方的思想就已经开始传布。”丹皮尔教授认为，“东方的思想”无非是巫术、祭仪宗教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使得西欧人失去了创造冲动。有趣的是，丹皮尔也承认：“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这些东西是否属于“东方的思想”，丹皮尔教授没有解释。既然亚历山大之后是“希腊化”时代，那么，东方文化又如何能“影响”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怎会如此弱不禁风，“影响”一下便从欧洲销声匿迹？ 四说，阿拉伯人的辉煌，全靠沾古希腊的光。正当西欧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经历千年黑暗的时候，生活在“巫术”、“祭仪宗教”大地上的阿拉伯人正在如火如荼地创造着辉煌的科技、教育、文化成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丹皮尔教授说：“波斯与阿拉伯学派的学说原来都是以希腊古籍的译本为依据”，“阿拉伯人和处在阿拉伯人势力下的民族的任务，与中世纪后期欧洲学术复兴时代一样，第一是要发现隐藏起来且被忘记的希腊知识宝藏；第二是要把他们所发现的宝藏融合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里面，最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贡献”，“到了9世纪时，阿拉伯的医学学校因为研究盖仑著作的译本而得到进步……”不知道丹皮尔是否联想到：阿拉伯帝国正是建立在原“希腊化”国家的地盘上，这里的“东方文化”既然能让欧洲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为何对阿拉伯人没有坏影响？ 五说，黑死病是从中国传入的。美国著名教授詹姆斯・W.汤普逊撰写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说：“1333年，……第二年……在中国的赤镇，水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瘟疫，使500万人死亡，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这种瘟疫沿着商路从中国传入西方……传染病菌有可能在包装丝绸的包捆中被从东方带到西方……这场灾祸在蒙古帝国中也非常严重。”中国历史记载不同于西方。自公元前841年起，每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1333年，是元顺帝即位的那一年。根据1290年、1393年（明初）政府组织的两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分别为58834711人、60545812人，那么，1333年全国人口应在6000万人左右。汤普逊之所谓“5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这灾祸造成了元帝国人口的1/12死亡。如此恐怖的灾祸，在《元史》中竟然不见记载。相反，1333、1334年，看起来基本上属于国泰民安的两年，一度中止的全国性科举考试恢复并正常进行，多次小的水灾、旱灾之类，政府组织救济后即恢复正常。不知这“精确的材料”从何而来。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之中，也没有找到有关这场重大灾祸的一文半字，倒是有关这几年发生的其他事情说了不少。也许汤普逊教授也发现了自己“精确的材料”不太靠谱，所以，首先“必须承认，（欧洲）14世纪的天气条件是不利的”，接着承认当时的欧洲人还是比较无知、比较不讲卫生的，所以后面又承认“黑死病还有一个前兆，这就是在黑死病之前蔓延整个西欧的鼠疫，从远古以来，老鼠就是瘟疫的前兆”。在某些欧美人的眼中，四大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不仅无贡献可言，反而祸害连连。人类历史上所有可圈可点的东西，都是欧洲人创造的；欧洲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别人惹的祸。对于这种心态，安田朴有个评价：“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亚洲诸民族远远地不及他们自己先进发达，这是为了归化他们或奴役他们的最好理由。” 其实，并非所有的西方专家都那么褊狭固执。古罗马，在许多西方专家笔下，美好的东西自然不会遗漏，而屠杀、战乱、饥荒、无视科学等等，也无一漏网；中世纪是西方专家公认的“黑暗时期”：文盲遍地、杀伐不断、关卡林立、动辄饥荒、城乡贫困、臭气熏天、瘟疫蔓延、道路坎坷、商旅不行。不过，当西方人为自己的祖宗树碑立传时，适当地贬低一下别人的祖宗，美化一下自家的血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必过于较真。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明知对方在说假话，还要拿着鸡毛当令箭，那就不好理解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中央帝国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国人的心情很不好，想骂人。清朝政府尽管打不过洋人，但对付国人还是绰绰有余。有些人只好躲到外国骂清政府的娘，宣称要搞反清复明。辛亥革命后，他们回国了，可以随便骂人了，便从清朝骂起，一代一代往上追着骂。到五四运动前后，一直骂到中华民族的远祖，骂祖宗成了时尚。古圣先贤成了垃圾，远祖骂完了，一时间没了对手，怎么办？他们突然调转枪口，与亲生父母为敌，父母和家庭成了最后的“封建”堡垒。有“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先生”之称的吴虞教授，第一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父亲，施以恶口称父亲为“老贼”，施以拳脚对父亲实行武力征服，施以法律在财产上与父母划清界限。在他们的示范下，离家出走一度成为时尚。 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中国没搞好，是父母的错、祖宗的错，反正自己是无辜的、伟大的；只要将包括父母在内的“老东西”打扫干净了，中国就现代化了。在他们的笔下，中华5000年历史，就是辫子、八股文、小脚、太监、贞节牌坊、姨太太等等，而这些都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 辫子，本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民主自由的社会，必然是审美自由、个性张扬的世界，有人喜光头，有人爱平头，有人乐于长发飘飘。今天，如果哪个国家派军队强行剪百姓的辫子，这个政府没准会遭到全世界封杀；而将辫子当作保守、愚昧的人，无疑会成为他人的笑柄。 八股文，仅是科举考试中规定的一种文体，如同当今高考时，规定作文只允许做一定字数的议论文，不许用高等数学解答某些数学题。如果一定要说与当今议论文有什么不同，仅仅是在写作格式上有严格要求，如同律诗，讲究音韵，有平仄、对仗等要求，不如现代诗天马行空。八股文不好写，而写律诗所受限制更多，但很少有人敢骂律诗有什么罪过，因为热衷并擅长写诗填词的唐宋士人，始终头脑清醒、思维活跃。只有脑袋出了问题的人，才坚信八股文造就了“头脑僵化”。 小脚，无疑是应当禁止的丑恶的东西，但它源于古人不健康的审美观。倘若将之作为妇女被压迫的证据，则是有失公允的。平心静气地看，这更多的是古代妇女求美的自觉自愿的自残行为，与当今妇女们热衷的“隆胸”、“拉皮”、挂耳环、文身等毁身以求美行为差不多。当初禁止裹脚时，曾有不少家长甚至孩子们依然偷偷缠足。 太监，确属反人道的产物，应予铲除。稍懂一点历史都会知道，古埃及、古罗马、西亚都曾存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并非中国的特产。就在不久前，欧洲还存在由被阉割的男歌手组成的“花腔男高音”艺术群体。 贞节牌坊，确是束缚妇女的一大精神绳索，应予革除。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民族都高度重视妇女贞节，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至于姨太太，更不是中国男人的专利了。 这些精英在大骂祖宗的同时，竭力美化西方人的祖宗。他们宣称古罗马只有民主与法治，如果没有从天而降的匈奴捣乱，罗马帝国不知会创造出怎样一个强大的未来。有专家一再叹息：丝绸之路没能直接连通罗马，使中国与“民主科学”失之交臂。还有专家一再赞叹：文盲遍地的中世纪欧洲，也是一曲动听的牧歌，高度“理性”、“科学”，惨无人道地屠杀掠夺美洲大陆，被打扮成“自由贸易”的文明女神。更不可理喻的是，对于列强侵略中国，包括英国政府武装贩卖鸦片，包括火烧圆明园，包括强索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包括掠夺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括日本侵华，某些人只是一个劲儿地罗列清廷和先辈的不是，而忘却了用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概念做任何分析。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道：“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的行为不做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 数十、上百年来，经掌握话语权的少数文化人的“不懈努力”，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国人，包括某些专家自己，也以极端卑微和自贱的心态看待、解释这个世界，并在不知不觉中诞生了一套完整的中西方文明“理论体系”： 西方是海洋文明（即所谓蓝色文明）；中国是大陆文明（即所谓黄色文明）。 西方是科技文明，中国是“经验”文明，换个说法，便是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欧洲才是充满科学的地方。 西方是城市和商业文明，自古重视商业；中国是农耕文明，自古重农抑商。 西方自古重视民主开放，有民主开放基因；中国自古专制封闭，只有专制保守文化。 在构筑这套“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这些专家、学者们，无时无刻不展示出“做不了正宗洋人，做个租界公民也好”的心态。他们把自己关在精神租界里，在国人面前，以为自己是洋人；在洋人面前，他们立刻认识到自己是卑微的中国人。有人称他们为“香蕉人”，我以为，他们更多地属于“哈洋族”或者“租界人”，“香蕉人”则是那种彻底的不要祖国的人。 我不是学者，我不排外，也无心去挖西方人的祖坟，更承认西方强盛与发达的现实。但是，我更欣赏抬头挺胸地吸纳世界上一切有益的东西的汉唐胸襟。 人类是在不断地互动中成长起来的。当今的中国，非常需要学习西方的很多东西。但是，学习是当学生，而不是当奴才做小妾。自轻自贱、猥琐下流心态的人，即便泡在学习的酒缸里一百年，也是不能成长为大写的人的；奴性十足、无钙无骨的民族，即便学会了人类全部的科学技术，也是无法逃脱任人宰割命运的。因此，不管学习世界任何先进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好好传承汉唐的阳刚之气，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学习，绝不能跪着、奴颜婢膝地模仿。 历史证明，拒绝一切外来文化的“闭关锁国”，是可恶的、可怕的。历史也在证明，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排斥中国传统文化，是另一种闭关锁国行为；而且，这样一种闭关锁国，危害性更大。 美国立国之初，各方面都十分落后，非常需要学习欧洲。当此之时，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告诫国民：“对某国过度偏爱，对另外一个过度偏恶，会使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险，却掩盖甚至纵容另一方所施的诡计。当我们所喜爱的那个国家的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赞赏和信任，诱骗人民放弃本身的利益时，那些可能抵制该国诡计的真正爱国志士，反而极易成为怀疑和憎恶的对象。” 德国学者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人类的教养员。在某些以西方自古月亮圆的教师、教养员的培育下，中华民族将逐渐失去自我，失去自信，失去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彻底成为他人精神上的奴隶，最终导致全民族不战而亡。 有鉴于此，我主要借用西方专家的著作说西方的事，专说“哈洋族”不说的事。如果以为我旨在揭西方之短，那是莫大的误会。其实，我的主题很简单：洋人、华人都是人，我们的祖宗是伟大的。只要我们能好好尊重自己的“人权”——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这个世界，挺起胸膛，振奋精神，励精图治，中华就一定能自立于这个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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