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时人称许太平天国，贬骂曾国藩，可是从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来说，洪秀全要学习并搬到中国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所以洪秀全的理想若真实现，中国就要倒退。曾国藩主观上是一回事，但客观上看，他打败了太平天国是阻止了中国的一次倒退。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蔡元培在《释“仇满”》中说：“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亦足以证其种族之见之薄弱也。”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俟抗战事定，再公之国人，以待国人之公评。”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洪杨之乱》一章中说：“湘军大将罗泽南、彭玉麟等，皆为民族文化之保全，以及社会民生秩序之自卫，而奋起抗争。彼辈不私财，不受清廷官禄，以书生率乡民，自卫地方，而渐次推及于近邻，乃一跃而为平定太平天国之重要力量。”

胡哲敷《曾国藩》一书，在谈到曾氏《讨粤匪檄》时指出：“这是曾氏与太平军根本抵触的所在，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战争。所以他始终不懈，为的就是要保持名教，恐怕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是曾氏的心迹。是故湘军初起之时，只在保卫乡土，后来便在维持名教。”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一书中说：“湘军非勤王之师……意在维持名教，其最终之目的，即恢复异宗教之南京是也。”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中说：“观其（曾国藩）所作檄文，兢兢以扶持名教是尚，更足见效忠异族绝非曾公之本意。史家谓‘湘军非勤王之师’，‘湘军如宗教军’，诚为笃论……洪杨信奉耶教，不合国情，曾公崇尚儒教，深得民心，于军事之利钝，更有重大之关系，自极显然。”

世界三大汉学家之一、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在《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一文中说：“虽然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被中外学者广泛地研究过，但是它的宗教政策却鲜为人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对待非基督教的宗教态度上相当矛盾。这场运动销毁了大量佛教、道教的寺观和民间的庙宇，如广东罗浮山的道观和江西龙虎山的天师府均毁于一旦。在南京，他们杀了所有的和尚、道士。”

民国时学者王德亮先生在《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一书中指出曾国藩对于近代中国有九大贡献：①组建湘军以保卫中华文化；②湘军之崛起为满汉势力消长之关键；③培植淮军势力，进一步孤立满清统治；④淮军又进一步发展出北洋军，夺尽满清兵权；⑤退役之湘军大多形成哥老会组织，从事反清革命；⑥大量刊刻王船山遗书，使反清汉民族主义大肆传播；⑦推行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大门，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⑧湘淮军之嬗变为南北新军，与哥老会组织发动辛亥革命，结束满清异族统治。

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毛泽东在《复曾毅书》中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

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告》中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

历史学家朱东安先生（曾任范文澜秘书）说：“1967年，范文澜病重住院，毛泽东派女儿去医院看望范先生，转达他讲的两件事：一是要范先生安心养病；二是《中国通史》下卷能写完否？其中对曾国藩的评价，可重新商榷。”毛泽东的意思是对曾国藩不能全盘否定。

太平天国之性质，不能佐证曾国藩之功过

太平天国之乱，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基础。曾国藩的平乱，客观上维护了满清的统治，造成了军阀混乱，民国革命的不彻底，正是由于军阀混乱。

美化曾国藩就没必要了。
道统沦丧，各方魅魍四起，是必然的。
春秋笔法，坚持道统，坚持华夷大防，才能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