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鈞】第一批美國留學生在北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漢學研究的中心無疑是巴黎。這只要看一件事就全明白了：哈佛燕京學社1928年創立後，曾計劃不遠萬里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來擔任社長，後來伯希和推薦了自己的學生、俄裔法籍漢學家葉理綏（Serge Elisseeff）。後來，隨着伯希和、葛蘭言（Marcel Granet）、馬伯樂（Henri Maspero）等大師的先後謝世，西方漢學研究的中心開始從法國向美國轉移，這當然大大得益於戰後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地位的迅速提升，而同時也和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代表的第一代美國專業漢學家的閃亮登場密切相關。
考察第一代美國漢學家的學術背景就會發現，他們雖然有着不同的師承和不同的研究領域，但卻擁有一段共同的經歷——1930年代都曾留學北京，短則1～2年，長則4～5年。這批人除了費正清之外，主要還有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賓板橋（Woodbridge Bingham）、卜德(Derk Bodde)、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畢格（Cyrus Henderson 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德華（George E. Taylor）、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
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是憑藉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學金來北京進修的。除了學術上的進修外，語言上的進修自然也必不可少；為這批年輕學者提供語言訓練的是華北協和語言學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該機構1910年由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瑞思義（W. H. Rees）建立，本來主要是為來華的英美傳教士提供語言培訓，後來招生範圍擴大至外交和商業人員。據美國學者甘博（Sidney D. Gamble）1921年發表的調查報告稱，其時該校『學生人數達到226人，來自26個傳教團體，12個商戶，5家公使館』。（【北京社會調查】英文版383頁）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作為美國駐華使館的武官曾於1920～1923年在該校學習過。到1930年代，這所學校由於優良的教學方法和生活條件早已名聲在外，成為年輕學者們的不二選擇。
關於這所學校的教學方法，曾在這所學校里半工半讀過兩年的韋慕庭是最有發言權的，他回憶道：『我們用直接法學習漢語。在開始的幾個星期，我們聽不到一句英語，所有的人坐在一個教室里聽老師慢慢地說漢語，他一邊說，一邊會指着臉上和身體上的器官——鼻子、眼睛、嘴巴、胳膊，或者會介紹人稱代詞——我、他、他們的用法，或者用動作來演示動詞的意思。課後我們有個別的輔導，在一個小房間裡，一個老師對一個學生，幫助我們複習已經學過的東西。這些輔導老師一般年紀較大，而且不會說一句英語。對於我這樣此前沒有學過口語和漢字的人來說，我從這一說話練習中獲益良多。說話對我們來說最難的是記住——不，是內化——每一個多音節字和詞組的發音的聲調。』（【回憶錄】英文版27～28頁）至於這所學校的生活條件，只要提兩點就足以說明，一是該校位於東四的校舍是一幢三層的樓房，它在周圍平房的包圍中顯得鶴立雞群；二是該校有個網球場，這在當時的北京頗不可多得。韋慕庭與費正清正是在網球場上開始了他們的友誼。
韋慕庭於1932年秋天從哥倫比亞大學來到北京，由於獎學金數量不足，他在語言學校學習時兼做該校圖書館的管理員。與他相比，費正清還要更辛苦些。費正清1932年初作為牛津大學的研究生來到北京，一開始他因為有羅德斯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生活得很舒適，1933年該獎學金到期後他兩次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都失敗了，於是只好到清華大學去兼課，為了在9點鐘之前趕到學校，他不得不黎明即起，坐上一個小時的公共汽車趕往遠在郊外的上課地點。好在1934年他獲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不必再為生計奔波了。
當然，即使是在獎學金不足或不到位的情況下，美國留學生們的生活也不會困難到無米下鍋的程度。當時美元與銀元的兌換率是1：5，留學生們在大部分情況下可以住寬敞的房子，並至少有一名僕人。他們苦讀的夜晚也不缺少紅袖添香，而在白天，太太們則或者料理家務，或者干點零活（如教授英語）以補貼家用。來北京前還沒有女朋友的卜德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新娘來自俄國，結婚後一直支持丈夫的學術事業，後來還幫助丈夫撰寫了【托爾斯泰與中國】一書（1950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費正清也是在北京完婚的，新娘是他早在哈佛讀本科時就已經認識了；新娘的父親是哈佛大學鼎鼎大名的生理學教授，1935年曾應協和醫學院的邀請來華講學，同時當然也公私兼顧地看望自己的女兒與女婿。
除了家人的陪伴，留學生們還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朋友聚會。1934年畢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任美國史密斯蘇尼博物館（即美國國家博物館）駐北京代表時，曾組織每月一次的聚會，大家在輕鬆的氣氛中討論一些共同關心的學術問題。美國駐華公使詹森（Nelson Johnson, 1929-1935在任）也時不時地請年輕學者們打打牙祭，以示作為在華最高官員的關心。而讓留學生們更為興奮的是，他們可以在漢語還不熟練地情況下和中國學者用英語進行交流，並向他們請教。民國建立前後留學英美的一批中國學人在1930年代已經成為學界的領袖，占據着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1933年費正清之所以能得到清華的教職，完全得益於蔣廷黻的關照。蔣廷黻於1912至1923年在美國留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1929-1934年任清華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是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開創者，曾就如何使用【籌辦夷務始末】等中文文獻給予費正清很大的提示。除了蔣廷黻之外，費正清還和胡適、丁文江、陶孟和、金岳霖等有過交往，並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結下終身的友誼。費正清夫人費慰梅（Wilma Fairbank）為這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所寫的傳記於1994年面世。費慰梅從小就對繪畫很感興趣，到北京後開始研究中國的美術和建築，梁林夫婦在這方面無疑是她最好的老師。如果說故宮、天壇、長城代表了中國的古老文明，那麼這批從歐美留學回國的年輕教授則給北京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生氣和活力。這種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交織讓北京充滿了魅力，美國學生們不約而同地用『黃金時代』來稱呼他們留學的那段時光。
1932年剛到北京的費正清在家書中這樣描寫他和中國學者的第一次接觸：『我感到驚訝的是一位現代的伏爾泰——胡適坐在我身旁，敬我筍片和鴨肫肝，別的人也對我異常親密。我全然不明白之所以如此的道理，但是我一點也沒有不快之感，並且藉助於通常的中國酒，我感到胸懷開朗，什麼事都對他們說了……這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當之無愧地享有這份榮耀呢？』（【回憶錄】英文版46頁）這種受寵若驚的感覺除了學識的差距之外，也有地位的差距，當時的費正清還處於前途未卜的狀況，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自己日後會成為美國乃至世界的中國學『教父』。實際上，當時他和他的同學們最擔心的是畢業後是否能找到一份工作，能否把他們在北京學到的東西派上用場。有一次在和詹森公使吃飯時，卜德情不自禁問了這一方面問題，公使半開玩笑地回答道：『完全沒有可能，孩子們，你們只能去揩富人的油，而且最好是去洛杉磯。』時隔三十多年，這句話仍然讓卜德記憶猶新，1967年4月24日在費正清60大壽那天，他在賀信中舊事重提，不勝感慨。確實，1930年代無論是漢語教學還是中國研究，在美國大學中都處於極其邊緣的地位。眼前北京的留學生活雖然美好，但日後的工作前景卻很黯淡。
好在歷史的發展出現了重大的轉機。隨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國在華的利益越來越受到關注，在美國政府、學術團體和基金會的支持下，中國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得到迅速的發展。在這樣的有利形勢下，最早的這批留學生很快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們在回國後分別執教於哈佛大學（費正清）、康奈爾大學（畢乃德）、賓夕法尼亞大學（卜德）、芝加哥大學（顧立雅）、華盛頓州立大學（戴德華）、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加州大學（賓板橋）等著名學府，成為美國戰後中國研究的中流砥柱。
在北京留學時，這些日後的大牌教授已經顯露出他們的研究興趣各不相同，如顧立雅主要從事中國上古史和哲學史的研究，希克曼專攻中國藝術史，韋慕庭的研究課題是中國的鄉村管理，卜德則潛心研究中國思想史。1930年代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出版後，卜德決定將這部大書翻譯成英文，其上冊的譯稿於1935年完成，1937年在北京由一位法國書商出版；下冊的翻譯工作頗費周折，直到1952年才和已經出版的上冊一起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推出，此後該譯本一直是西方各大學中國哲學史課程的標準教材，卜德一生的學術聲譽也大大得益於這項開始於留學時期的翻譯工作。
總體來說，由哈佛燕京學社派來的學生基本以古代中國作為研究對象，採用的依然還是傳統漢學亦即文獻考證的方法。他們對於近現代中國的事情只是一般的關心，並不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他們的老師葉理綏甚至非常極端地認為，1793年以後的中國不能構成真正的學術研究的對象，頂多只能屬於新聞學的範圍。
與這種『厚古薄今』的傾向不同，費正清將自己的課題鎖定在近代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其研究方法在歷史學之外又特別注重使用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方法。所有這些使費正清顯得與眾不同。他兩次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都被拒絕是不奇怪的，這一經歷對他日後決心另起爐灶——建立東亞研究中心來與哈佛燕京學社分庭抗禮——一定產生了某種心理影響。一個人早年的經驗往往會影響他後來的發展。
這批最早的留學生後來的發展都很好，真所謂『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由於回國後大家都很忙碌，又分散在美國各地，見面特別是所有人一起見面的機會並不多。費正清在回覆卜德祝賀自己60歲生日的回信中，曾希望組織一次老朋友聚會，回顧北京的留學歲月，並把大家的集體回憶結集成冊，以志紀念。可惜這一計劃未能實現。今天我們只能從他們零散的個人回憶中拼湊那個時代的學術和生活圖景；當然，這要比直截了當地轉述往事更有興味。
【讀書】2010年4期，96-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