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新清史』,並不是說它的史料運用之新潁,而在於其歷史觀中出現的『新意』,這種新清史的歷史觀顛覆了中國兩千多年大一統的傳統史學敘述模式,部分學者將之稱為『漢化』與『內亞因素』之爭,實際上就是大一統史觀與分裂史觀之爭。新清史學派強調的是內陸亞洲草原游牧民族史觀,去中原之中心,去儒家文明之中心,去漢族之中心,有意無意的為肢解中國埋下了政治隱患。 美國新清史學派其最為明顯的曲解和篡改中國歷史之處在於,將清代中國的政治中心說成是在承德,而淡化北京作為元明清以來中國首都的政治地位。這就是脫離事實的誇大清代的內亞因素,去中原之中心,去儒家文明之中心,去漢族之中心。把清朝說成是一內陸亞洲草原帝國,中原只是其統治下的殖民地之一,認為儒學和漢文明的地位在清代低於喇嘛教和內亞的薩滿教,認為滿洲人始終不是中國人,認為今日中國之邊疆民族地區在清代與中原漢族地區一樣同為外來的滿洲民族的殖民地,進而得出所謂今日中國之邊疆民族地區與中國本身應該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的反動結論。 新清史學派更提出『民族主權』(ethnic sovereignty)一說,認為各民族有自己的認同,故有自己的主權,清朝是滿洲人所建,所以不等於漢人的中國。『民族主權』的首倡者、美國新清史學家歐立德在接受【上海書評】訪談時,曾說他雖愛好漢文化,但他的國家認同不是中國,而是美國。他的潛台詞就是強調『民族主權』,清代滿洲人雖然尊孔崇儒,但仍然不能算是中國人。同樣道理,中國邊疆的一切少數民族哪怕是尊孔崇儒,哪怕已經徹底漢化,但也仍然不能算是中國人。這種歷史論述包藏着何種禍心,應該已經是路人皆知了。 另一方面,新清史學派無視歷史事實,站在清代邊疆民族分裂勢力的立場,把清朝對西北、西南等邊疆民族地區的統一和改土歸流,一概斥之為『侵略』、『殖民』、『擴張』,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其論點與結論都充分暴露出他們挑撥中國當今民族關係、鼓吹民族主權、分裂中國的政治立場! 實際上美國新清史學派的歷史觀本來就是繼承清末民初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反動衣缽。美國新清史學派的領軍人物歐立德在接受中國【澎湃新聞】專訪時坦然承認:『有人說,因為新清史受過日本二戰之前的學術研究的影響,所以搞新清史研究的學者都懷着和當時一部分日本學者一樣的政治目的,為帝國主義服務,新清史是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陰謀。當時很多日本學者的確懷着這樣的政治目的,現在日本學者承認這一點,我們也承認。』但他又急着辯解說:『但是,如果因為新清史和日本戰前學術研究有相通的地方,就說新清史學者在政治上都是可疑的,我覺得這就有些過分了。美國並沒有像二戰之前的日本那樣,對亞洲大陸有過什麼企圖。』 新清史名為『新清史』,但卻不僅僅講的是清朝的歷史,它主要強調的是一種內亞史觀和草原游牧民族因素,由此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國的秦漢以前,這種內亞史觀所強調的是長城兩邊一邊一國,這是貫穿新清史研究中的一條主線。日本新清史學家岡田英弘認為,1635年清朝皇太極從蒙古林丹汗遺孀和兒子那裡得到傳國玉璽而稱帝,標誌着清政權接續的是北元在內陸亞洲統治的法統,所以清承元統,元承遼金之統,遼金承沙陀、突厥、鮮卑、匈奴之統,皆為內亞草原帝國,不屬於中國王朝。一些新清史學家甚至認為,中原的隋唐王朝早期也是內亞突厥帝國的附庸,甚至就是突厥帝國扶植起來統治中國的殖民地政權。其歷史觀中,去中原化、去漢族化、去儒家化,竟致如此荒謬之程度。此種歷史敘述之包藏禍心,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長城固然是中國歷史上游牧與農耕文明的分界線,但是這種游牧與農耕民族的界限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絕對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姬姓之戎和姜姓之戎與中原地區的農耕民族也是有着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繫的,當時河北境內的北狄姬姓和山西境內的赤狄愧姓也是如此,他們中甚至有一些部落與中原的華夏族就是同一種族。著名先秦史專家沈長雲在【周族起源諸說辨正——兼論周族起源於白狄】一文中指出,周人的祖先本是來自於北方長城沿線的姬姓白狄。目前在考古中也已經找到了這一類的證據。漢代王符的【潛夫論·志氏姓】記載:『隗(愧)姓赤狄,姮(姬)姓白狄……短(姬)即犬戎氏,其先本出於黃帝』。即使是黃帝部族,根據【史記·五帝本紀】中的記載和前代歷史大家呂思勉先生的論述,也是屬於河北長城沿線的游牧民族。而殷商的祖先,亦來自於今內蒙古赤峰地區克什克騰旗。大名鼎鼎的元太祖鐵木真,從基因檢測上來看,也被懷疑成是中國古代漢族後裔。中國古代所講的華夷之辨,更主要的是一種文化和文明上的區別,這種夷夏的界限並不是絕對的。【公羊傳】說:『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春秋繁露】言:『先憂我者見尊。』【公羊傳】又說:『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也就是說中國古人認為,夷狄如果真正皈依華夏文明,亦可以躋身諸夏之列;漢人如果背棄華夏文明,也就墮落為夷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