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佛教

西晉佛教，是說從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興四年（316）建都在洛陽，共五十一年間的佛教。在這個時期，著名的佛教學者竺法護、安法欽、彊梁婁至等人分別在敦煌、洛陽、天水、長安、嵩山、陳留、淮陽、相州、廣州等地，或翻譯經典，或弘傳教義，或從事其他佛教活動，因此佛教比起前代來有了相當的發展。
　　西晉佛教的活動，主要還是譯經。這一期間從事譯經的國內外沙門及優婆塞共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護。他本來是月支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甘肅省敦煌縣）。此外，在洛陽有安法欽、法立、法炬，陳留（今河南省陳留縣）有無羅叉（一作無叉羅）、竺叔蘭，廣州有彊梁婁至，關中（今陝西省地方）有帛遠、聶承遠、聶道真、支法度、若羅嚴。他們所譯出的經、律和集傳等共二百七十五部，加上新舊各種失譯人的經典五十八部，合計三百三十三部。竺法護早年跟隨他的師父竺高座到過西域，獲得【賢劫】、【大哀】、【法華】、【普曜】等經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從敦煌到長安，後到洛陽，又到江左，沿路帶着經典傳譯，未嘗暫停。他的譯業最盛時期是從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間（280—299），所譯出的大小三藏經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據【出三藏記集】卷二，【開元釋教錄】作一百七十五部）。現存【光贊般若波羅蜜經】十卷、【正法華經】十卷、【漸備一切智德經】五卷、【普曜經】八卷等八十六部。
　　經常襄助法護翻譯的，有優婆塞聶承遠、聶道真父子，他們都長於梵學。承遠明練有才，對於法護譯經文句多所參正，並擔任筆受。他後來在惠帝時（290—306）自譯【超日明三昧經】二卷和【越難經】一卷二部（現存）。其中【超日明經】，即刪訂法護先譯而成。道真從太康初到永嘉末（280—312），諮承法護筆受；法護圓寂後，自譯【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一卷（現存）等二寸餘部。法護的弟子，還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護於太康五年（284）譯出【修行道地經】七卷（現存）等，法乘也曾參加筆受。
　　與法護同時的，有法炬、法立兩人，在惠、懷二帝時合譯出【樓炭經】六卷、【法句譬喻經】四卷和【佛說諸德福田經】一卷（均現存）。
　　在法護譯出【光贊經】後六年，即元康元年（291），又有無羅叉和竺叔蘭在陳留倉水南寺譯出【放光般若經】二十卷（現存）。它的原本是朱士行在于田寫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饒）等送回漢地的。沙門無羅叉，于田人，稽古多學。竺叔蘭本天竺人，生在河南，善梵晉語。他們譯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的第二譯，後來太安二年（303）沙門竺法寂（此據【放光經記】）和竺叔蘭為之考校書寫成為定本。叔蘭後在洛陽自譯【異毗摩羅詰經】三卷、【首愣嚴經】二卷二部，其書都佚。
　　帛遠，字法祖，河內人，博學多聞，通梵晉語，於方等經深有研究。時在長安建造佛寺，從事講習。後來在隴西（今甘肅省地方）譯有【菩薩逝經】一卷、【菩薩修行經】一卷、【佛般泥洹經】二卷、【大愛道般泥洹經】一卷、【賢者五福德經】一卷等十六部（上述五部現存）。此外，有彊梁婁至，西域人，於武帝太康二年（281）在廣州譯【十二游經】一卷一部。又安法欽，安息人，於同年迄惠帝光熙元年（281—306）在洛陽譯【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四卷、【阿育王傳】七卷等五部。沙門支法度，在惠帝永寧元年（301），譯出【逝童子經】一卷、【善生子經】一卷等四部（上述二部現存）。又有外國沙門若羅嚴，譯出【時非時經】一部（現存）。
　　對西晉一代主要的譯人、譯籍，後世已有所品評。如道安在【合放光光贊略解序】中（載【出三藏記集】卷七）評竺法護的【光贊】譯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飾，悉則悉矣，而辭質勝文也。』這是說【光贊】純用直譯，文辭粗糙。評無羅叉、竺叔蘭的【放光】譯本：『言少事約，刪削復重，事事顯炳，然易觀也，而從約必有所遺。』在【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中（同上卷八）評無羅叉說：『斲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這是說【放光】兼用節譯和意譯，刪削過甚，意義必定有所遺漏。僧肇在【維摩經序】中（同上）評竺叔蘭所譯【異毗摩羅詰經】：『理滯於文，常懼玄宗墮於譯人。』總之，西晉一代的佛典翻譯，還沒有成熟，所以後世研誦者不多。
　　西晉的佛教義學，繼承後漢、三國，以方等、般若為正宗，這在當時幾位著名譯人的譯籍里可以看得出來。如竺法護，雖然譯出許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仍是繼承支讖、支謙傳弘方等、般若之學的。他的譯出【光贊】，和支讖譯出【道行】、支謙譯出【明度】,是一脈相承的。他還譯出以般若性空為基礎的【賢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跡】七卷、【持心】四卷、【海龍王】四卷、【等集眾德三昧】三卷、【大善權】二卷等方等經典，並且曾經抽譯龍樹的【十住毗婆沙論】。總之，他的譯業，主要是在於弘揚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時無羅叉、竺叔蘭繼承朱士行的遺志，他們譯出的【放光】，即盛行於當時。淮陽支孝龍，常鑽研【小品】以為心要。他獲得叔蘭剛譯出的【放光】，閱讀旬余，便從事敷講。後來河內帛法祚（帛法祖之弟）作了一部【放光】的註解，其書不傳。衛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時。另外【首楞嚴】在西晉有竺法護、竺叔蘭兩種譯本，帛法祖還作了一部註解。由這些，可見當時義學沙門是如何重視方等、般若的了。
　　由於佛教在西晉漸次流行，對道教的傳播也有所影響，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經】之作。晉惠帝時，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爭論佛道二教的短長，王浮乃撰此經以揚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說，從後漢以來已開始了。如【後漢書. 襄楷傳】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又【魏略.西戎傳】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經】，或即集前人的傳說而作的。
　　至於當時朝野對佛教的信仰，已經相當普遍。相傳西晉時代東西兩京（洛陽、長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餘人（法琳【辯正論】卷三）。這雖然是後世的記錄，未必即為信史，然而竺法護時代已有『寺廟圖像崇於京邑』之說（【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而見於現存記載中的，西晉時洛陽有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石塔寺、愍懷太子浮圖、滿水寺、槃鵄山寺、大市寺、宮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餘所。
　　其次，當時譯出的經典，除了抄寫傳播而外，還流行一種『細字經』和『供養經』等，足見當時對佛教信仰的廣泛。如永嘉中，有不詳氏族的安慧則，工正書，於洛陽大市寺，在黃縑上用細字書寫【大品般若經】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一共寫了十幾本，即其一例。另外，西晉時代抄寫的『供養經』，有些還流傳到現在，如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書寫的【寶梁經】上卷，土峪溝出土元康六年（296）所書寫的【諸佛要集經】等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