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漫談之十一――環境考古研究的再思考

  : 中國考古網

　
　　　 比較科技考古各個研究領域的研究人員數量，從事環境考古研究的人員似乎是最多的。從到現在為止多個科技考古研究領域分別召開的歷屆學術會議看，出席人數最多、召開次數最多的就是關於環境考古研究的全國會議。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說，在碳十四年代測定、人骨研究、動植物考古、食性分析、古DNA研究、陶瓷器分析、冶金考古等科技考古的多個研究領域中，研究人員的工作大都做得可圈可點。因為研究思路明確、研究方法正確、研究材料豐富、研究人員到位，展望未來，其研究成果自然也一定會不斷展現，越來越精彩。而相比之下，環境考古似乎尚未達到這個層次，整體上好像還是給人一種尚未在考古學研究中充分發揮重要作用的印象。儘管多年來研究人員在野外工作中吃苦耐勞，努力實踐，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與考古學的期待相比，還有明顯的距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前段時間，北京大學的夏正楷教授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講授環境考古時談到，環境考古研究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通過一些第四紀研究的方法認識古氣候、古地貌、古生態等。第二階段主要是建立氣候變化的曲線，和考古學文化發展過程進行對照，認識氣候變化對文化演替和發展的影響。第三階段是開始把古環境研究與考古學研究密切結合到一起，主要是認識古代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和人類對環境的適應等。他認為環境考古在探討時空變化時有各自的特點，在探討空間的變化時，主要是研究自然環境區域之間的差異，認識在各個區域內考古學文化在與自然環境相處的過程中，呈現出來的文化多樣性。在探討時間變化時，要考慮自然環境的漸變和突變，人類在適應漸變的過程中帶動文化的發展，而面對突變給人類帶來的不適應，往往會引起文化革命或文化衰退。他還用北京東胡林遺址的環境考古綜合研究、河南孟津寺河南的自然剖面、距今4000年左右發生在多個地區的洪水事件及喇家遺址的災害事件等實例揭示了古代文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環境因素。夏先生精闢地把此歸結為是環境的烙印。夏先生的報告讓我受益匪淺。

　　　 我和北京大學的莫多聞教授、我們科技考古中心的王輝博士經常在一起交流認識。今年春節聽莫教授講起他主持的中華文明探源項目中環境考古課題的新進展，主要是關於浙江良渚、山西陶寺和河南二里頭這三個遺址的研究成果。依據他們的初步認識，重建這三個遺址當時的水文及地貌狀況是他們課題組這兩年來的最大收穫。聽完莫教授的詳細介紹，確實讓人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王輝博士對如何做好環境考古研究也有自己的認識。他在我們科技考古中心編寫、即將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科技考古的方法與應用】一書中，圍繞重建古代自然環境和探討古代人地關係這兩個方面做了詳盡地論述，出色地展現了年輕一代環境考古研究人員的新思考。

　　　 如何做好環境考古研究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我曾經在【中國文物報】2008年7月4日的科技考古漫談之三【環境考古當前應該關注的問題】中提到，環境考古研究與其他科技考古各個領域研究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研究材料的獲取這一點。其他各個科技考古研究領域都是直接在發掘過程中或者發掘資料的整理過程中獲取各自所需的資料，而環境考古研究人員需要獲取的資料則必須獨闢蹊徑，自力更生，這勢必大大增加研究的難度，可能這也是環境考古研究到現在還有所滯後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過多年來古氣候的重建工作，我們初步認識到古氣候與古文化的關係究竟如何。現在環境考古的主攻方向應該是研究古代確實與人的活動密切相關的自然環境因素。這些因素基本上都包含在與古代人類活動相關的土壤里，需要直接在野外對古代土壤進行觀察，或是從古代的土壤里提取研究對象。從大的方面看，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基本上都埋藏在土壤里，不說人工遺蹟和遺物，即便是科技考古的研究對象如人骨、動物骨骼、植物遺存等等，都是從土壤中來的，但是這些人工遺蹟和遺物、人骨、動物骨骼、植物遺存的形狀特徵和形成過程都比較清楚，我們可以直接對他們開展研究。即便如此，有時遇到一些重大發現，也一定要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比如我曾經在一個被認為是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灰坑裡發現一具比較完整的馬骨，考古研究人員認為地層和灰坑沒有問題，絕對屬於新石器時代，這個發現如果屬實，很可能把中國古代家馬出現的時間提前近2000年。結果AMS的測年證明，這具馬骨其實是屬於西周的。我還在河南偃師商城發現驢的牙齒，據考古發掘人員的判斷，出土單位的年代應該屬於偃師商城時期，這樣就把中國家驢的出現時間提早了將近1000年。後來用AMS的方法對驢的牙齒進行測年，發現是屬於漢代的。這些結果都顯示出儘管動物種屬的鑑定沒有問題，但是標本的年代有問題，所以我們在開展研究、做出結論的過程中始終都要十分謹慎，一定要做到證據確鑿。對肉眼可以辨明的古代土壤中出土的標本的認識尚且如此，環境考古涉及的古代土壤研究則更加困難，因為包含在超出遺址範圍的古代土壤里的環境考古研究對象，絕對不像人骨、動物骨骼、植物遺存那樣可以一目了然，直接提取。另外對他們的形成過程，更是必須認真考慮，反覆追究。比如是不是與當時人的活動相關，是不是出自污染，有沒有特殊原因等等。如果這個證據本身的產生過程就不是那麼單一，那麼時間一致，而在此基礎上開展的研究，每個步驟看似科學，實際上得到的僅是出自另外一個自然環境事件或者存在大幅度時間差距的結果。這樣的研究就是誤入歧途。

　　　 今年莫多聞教授和我作為首席科學家，申請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環境考古和古代人地關係研究』，我們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進一步理清研究思路、繼續摸索研究方法、努力找准突破點、力爭取得有價值的成果。儘快跟上中國考古學前進的步伐，是我們共同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