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精神】劉再復：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

核心提示：劉再復：我們剛剛所說的貴族階層，其實在經濟地位上分他的貴賤，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是什麼呢，是人格上的貴賤，就是精神上的貴賤，這其實是最重要的。我們一個草民，不管他社會地位多麼低，就像晴雯，她身為下賤，可是心比天高，可以人格非常高尚、非常高貴，這個不是社會地位，不是說草民，或者是將軍、皇帝這些地位可以決定的。我認為這一點恰恰是真正的自由意志。什麼叫自由意志呢？自由意志就是自我確立，這是基佐的【歐洲文明論》裡面所講的，他對貴族有個定義，他說貴族最重要是要自我確立，就是羅馬貴族變成歐洲貴族以後，歐洲貴族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自我確立，自我確立什麼呢？就是重要性來自我自身，不是來自皇帝，也不是來自他人，所以也不是來自這個環境，不是來自（其它），一切都是決定了我自己，所以我愛說一句話，就是心靈狀態決定一切，即使草民，我們精神狀態可以決定一切，我們精神可以很富有，很高貴，所以這不用悲觀的。

王魯湘：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裡是思想的盛宴，這裡是學術的殿堂。在西方的文明發展中，貴族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貴族不僅意味着一種地位和頭銜，也意味着社會的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一種我們稱之為貴族精神的東西。那麼中國是否存在着貴族精神，如果有，它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中扮演着什麼角色，它的興盛帶來了什麼，它的缺失又會導致怎樣的結果，在當代社會，我們應該如何詮釋它？有關這些問題，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著名文化學者劉再復先生。
大家掌聲歡迎。

王魯湘：劉先生，我知道1989年離開北京，離開中國以後，就好像一直在世界各地做一種文化的漫遊。那麼您已經有多長時間沒有再回北京了？
劉再復：19年了，整整19年。
王魯湘：那這麼多年沒有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後的這個強烈的這種感受是什麼，這種時間的這種，時間差帶來的這種感覺？
劉再復：去國19年了，這次借着你們這個鳳凰的翅膀，能夠回到北京，而且就昨天一天，我也看一下北京了，變化真大，像我住在建國門外，完全另外一個世界，完全認不得了。
主持人包括你那個社科院很熟悉的大樓，外表完全變了。
劉再復：完全變了。
王魯湘：對。
劉再復：這真是百年之裂變。變化很大！
王魯湘：那麼作為一個文化學者，您這麼多年一直在歐美進行這種遊覽，包括進行一些文化的深層次的一些思考，有人說過，說實際上一個人出家、遠遊，其實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回家，是為了感受到家裡頭的某種親切性，或者說為了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家園。那麼通過這麼多年在歐美的這樣一種遊歷的話，您感覺到就是反過回來，反過頭來，再看自己的家園，看自己的家鄉，您有什麼新的領悟？
劉再復：過去讀【荷馬史詩】，一個是【伊利亞特】，一個【奧德賽】，我把它讀成人生的兩個基本經驗，基本模式。【伊利亞特】基本上是人生的出發，出征。
王魯湘：向外。
劉再復：【奧德賽】基本上是個回歸。
王魯湘：回家。
劉再復：儘管我現在還是個過客，但我這次畢竟是個回歸，所以挺高興。
劉再復：看中國，在自己的地方看，有時候不太清楚，到外國回來再看，感到中國現在是非常有活力。
王魯湘：包括像貴族精神這個問題的思考，可能都是在歐美，特別是在歐洲進行遊歷的過程中間，然後有一隻眼睛反過頭來看向自己的家園的時候，在對比中間產生的一個靈感，是吧？
劉再復：也有，比如歐洲，整個貴族的傳統，一直沒有中斷，到了法國革命以後，打斷一下，它有個貴族的系譜，所以他們形成了一些貴族的精神，到現在還繼續下來。這方面對我也有一些啟發。大國的崛起，不光是一個物質的問題，不光是個經濟的問題，它有時候還是人文的問題，精神上的問題。所以我講這個題目，跟在海外看的有關係。我在出國以後，大概將近走了30個國家，有好處，把視野打開了。視野打開以後，再看我們這個國家，會看得更清楚，當然也更低調。這麼一個大國，能夠到今天也不容易。
王魯湘：對。好，那麼現在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劉再復先生進行演講，他今天演講的主題是【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大家歡迎。
劉再復：我今天所講的這個題目是【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大家知道我是研究新文學，就是現代文學，另外我也研究一些文學理論。那麼在思考『五四』這樣一個偉大的啟蒙運動，我一直評價很高，『五四運動』的文化領袖，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們是充滿慈悲心的，他們對我們中國的下層的勞苦大眾非常關心，所以他們當時做了一件大事情，我們知道明治維新，它當時有一個重要口號，說是版籍奉還，那麼『五四運動』做了件什麼事呢，是文字奉還，就是文字不能壟斷在少數人的手裡，也應該讓多數人都能夠掌握，『五四』以前的文和言是分開的，所以現在要把文和言統一起來。所以要用白話文來寫文章。所以它做的事情是一種文字奉還的一個偉大的工程。
另外還有，『五四運動』從思想史來說，它有兩點，它帶有歷史的合理性，它有兩個大的發現，一個發現我們固有的傳統文化資源已經不足以迎接現代社會的挑戰了。這是一點重要的發現，它當時抓住孔夫子作為代表，但是這在當時是一個重要的發現。第二個，它發現了在我們中國的大文化的傳統裡面，邏輯文化和理性文化的闕如，就是不足，這兩個大的發現，使得『五四運動』永遠帶有歷史的合理性，永遠不可抹煞。
肯定這兩個大的發現之後，我對『五四運動』也做了一些反省，其中有一個方面是當時『五四運動』由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所提出來的，要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這個建設國民文學當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貴族文學，有問題。提出這個口號有兩個概念的錯位。一個概念錯位，就是他們沒有分清貴族精神和貴族特權的界限，也可以說沒有分清貴族階級跟貴族文學的區別。什麼叫做貴族，我們翻開【辭典】它一定會告訴你，貴族就是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裡面，那些在政治上經濟上擁有特權的階層，所以貴族特權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你要對它推翻，它帶有歷史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