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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英德
先師啟功先生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教育家、國學大師、古典文獻學家、文物鑑定家、書畫家和詩人。但是啟先生曾說:『我終身的職業是教師,而且主要教授的是古典文學。』(【啟功口述歷史】,頁70)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啟先生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我寫這篇文章,就是想集中談談啟先生是如何讀中國古典文學、教中國古典文學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以此作為對先師的記念。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重視吟詠背誦,這是中國古代文學教育的一個基本特點。跟中國古代許多學有所成的文學家、學術家一樣,啟先生學習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也特別講究吟詠背誦。
啟先生從小就喜歡古典詩詞,當他的祖父把他抱在膝上教他吟誦東坡詩詞的時候,那優美和諧、抑揚頓挫的節調就震撼了他幼小的心靈,他覺得像是在聽一首最美麗、最動人的樂曲,這使他對詩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他饒有興趣地隨他祖父學了好多古典詩詞,他自己也常找些喜愛的作家作品閱讀吟詠,背下大量的作品,許多作品直到晚年他仍能倒背如流。所以他說:『是詩詞的優美韻律率先引領我走進了這座聖殿。』(【啟功口述歷史】,頁195,頁47)
除了吟詠背誦之外,啟先生學習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還特別講究句讀之學。啟先生15歲至25歲時,拜在戴綏之(名姜福)先生門下,閱讀古書,從『五經』念起,把【詩】、【書】、【禮】、【易】、【左傳】都點讀了一遍,有不對的地方就由老師改正。學習古文時,啟先生準備了一套清人姚鼐編纂的【古文辭類纂】,戴老師讓他用硃筆從頭點起,每天點一大摞,直到點完為止,一連點了好幾個月。後來啟先生又用同樣的辦法點讀了蕭統的【文選】和浙江書局出的【二十二子】(即二十二種子書)。
唐人【資暇集】卷上引稷下諺語說:『學識何如觀點書。』這話是很有道理的。仔仔細細地標點數十部古書,進一步為啟先生夯實了古典文學的堅實基礎。直到晚年,啟先生在給學生上課時,還語重心長地說:『標點就是學問,有一分學問,就有一樣標點。』
孔子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論語・述而】)這也是啟先生一生的座右銘。啟先生常對人說:『我沒有大學文憑,只是一個中學生。』當有人問他怎樣成為大學教授時,他回答說:『自強不息。』
啟先生這種勤奮學習、自強不息的精神,持之以恆,終生不渝。晚年他眼底黃斑病變,幾乎失明,但還是常常藉助於高倍數的放大鏡披書檢讀,孜孜不倦。前幾年我拜見啟先生時,就常常看到他案頭放着袁枚的【小倉山房詩文集】、薛雪的【一瓢詩話】等書,用高倍數放大鏡吃力地閱讀。有時夜裡失眠,兩三點鐘醒了,啟先生就坐在床上,擁着被窩讀書。
2001年夏秋間,年屆九旬的啟先生閱讀了西北大學教授薛瑞生的新著【樂章集校注】、【蘇東坡詞校注】、【清真事跡新證】後,給薛先生寫信說:『昨日具書時,大著肄習尚未終篇,夜間猶未終卷……一日半夜,拜讀僅三分之一,目眚難醫,但不能阻向學之心。』(薛瑞生【大星沒去光猶在――悼念啟功先生】,載【啟功先生追思錄】,頁34)
啟先生的這種『向學之心』,一生不殆,尤其鍾情於中國古代文學典籍的閱讀。可以說,閱讀中國古代文學典籍,是啟先生的生命所系、靈魂所注。
傳道、授業、解惑
啟先生1938年進入輔仁大學國文系,上大一國文課,即以教授古代文學作品選為主。1952年,輔仁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併,成立新的北京師範大學,啟先生進入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更是專職教中國古典文學,尤其側重於講授古代文學作品。
啟先生講授古代文學作品,注重細讀作品,既條分縷析,細緻入微,又廣徵博引,如數家珍。比如講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詩中名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啟先生先板書『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然後解釋什麼是知己,就是知意、知情、知心;怎樣做到知己,就是通意、達情、交心。這兩句詩傳達出詩人的心聲,也是對友情的信心,對摯友離愁和眷戀情緒的慰藉――分手了,情不了,人長在,誼永駐。兩句詩是真、是誠、是信、是情,道出知己愈久,情誼彌深。於是啟先生又板書『有情有義』四字,並說:這是做人的真諦。人與人有情有義才會成為知己,所以『知己』是人際關係的最高境界(陸希廉【聆聽一課,銘記至今】,載【啟功先生追思錄】頁129~130)。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詩第一句『城闕輔三秦』,通行本作『輔三』,別本作『俯西』。啟先生大量列舉習見的旁證,舉重若輕地說明『城闕』的確可指『登樓所見的四野城市』,而不一定只有首都才得被稱。如『京』或『京城』是首都的專稱,但【左傳》裡所謂『京城太叔』的『京城』,就不是鄭國的首都。『魏闕』、『宮闕』、『陵闕』成為帝王的專稱,但『城闕』就不一定了,杜甫【野老】詩『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錢謙益注『兩京同南都,得雲城闕』,實際上這裡的詩意分明說的是城上駐軍吹的號角聲,注重在城,而不是注重在都(【也談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詩】,【啟功叢稿・論文卷】,頁135~139)。這樣一來,就將不太好講的詩句講清說透了。
啟先生講授古代文學作品,總是目光如炬,心細如髮,常常能發前人未發之微。啟先生講【西廂記・長亭送別】中的『碧雲天,黃葉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他說,『霜林』應該是紅色的,作者怎麼不說『總是離人血』,而說『離人淚』呢?這是因為過分渲染反而失真,用詞就得恰如其分。離別時,人總免不了要流淚的,說『離人淚』染得『霜林醉』,這就可以了,而不必說『霜林紅淚』應該是『離人血』,或者是『離人頸上血』,那就太誇張了(郭志剛【啟功先生治學】,【啟功先生悼挽錄】,頁77)。
啟先生講課往往就是這樣,從最簡單的道理入手,深入淺出地揭示詩文作品的本質特徵,往往三言兩語,點中要害,其餘的就讓學生自己去體會。例如啟先生對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曾作過一個精闢的概括:『魏晉六朝人的詩是長出來的,唐人的詩是嚷出來的,宋人的詩是想出來的,宋以後的詩是仿出來的。大體如此。』真是一語破的,言簡意賅。
啟先生講授古代文學作品,還常常借題生發,妙語連珠。如談到陸游【劍門道中遇微雨】詩:『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啟先生像大孩子似地笑了起來,說:『你看,放翁還有點不好意思呢!』(李軍【樂育敦行堪世范勵耘獎學唯吾師】,【啟功先生追思錄】,頁183)
談到音韻時,啟先生說四聲是自然之聲,是『天籟』,比如驢叫也有四聲。說到這裡,啟先生便以驢叫的聲音模仿四聲,博得滿堂笑聲。啟先生還舉出證據:【世說新語・傷逝】篇記載,三國時王粲平生愛聽驢鳴,死後埋葬時,曹丕率眾人弔唁他,建議在他的墓前學驢鳴以祭祀他,於是眾人『皆一作驢之鳴』。王粲是著名的詩人,他愛聽驢鳴,不就是在揣摩詩歌的音律嗎?這樣的講解,也許僅僅是『容或有之』的,但卻體現出啟先生的奇思睿智。
其實,啟先生不僅擅長講授古代文學作品,對如何講授中國文學史也有許多精思妙解。例如上世紀50年代以來,為了不違背教學大綱的完整性、科學性、系統性,『一部中國文學史分成先秦段、兩漢段、魏晉段、南北朝段、隋唐段、兩宋段、金元段、明清段等等。各段相對獨立講,講唐詩的不能講宋詞,講宋詞的不能講清詞,如果講了,必定有人會說你超出了範圍』。於是出現了『講【左傳】的不會講【史記】,講「雜劇」的不會講「傳奇」』的現象。啟先生對這種現象始終不以為然,他打過這樣的比喻:分段教學,好比吃魚,吃魚才講究分段。但一條魚從第幾片鱗算中段,又從第幾片鱗算後段呢?這顯然只能是大致的分,沒有絕對的標準。他又打比方說:中國古代有個笑話,一個人中了箭,去看外科醫生,外科醫生只給他把身外的箭杆剪斷,就算完成任務。中箭的人問他身內的箭頭怎麼辦,外科醫生說:『找內科醫生去,那是他的事。』這樣簡單地分科行嗎?(【啟功口述歷史】,頁124~125)因此啟先生認為,講授中國文學史,應該融會貫通,而不應該畫地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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