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論『體』

  作者: 張新明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着文學走向自覺，文學批評中的文體觀念也漸趨成熟。在當時的文學批評中，有關『文體』或『體』的範疇被普遍使用，由於沒有明確的概念性的闡釋，『體』的含義就顯得很複雜。劉勰的【文心雕龍】作為這一時期文學批評的典範之作，其中關於『體』的論述也具有豐富多義的特點。通過對劉勰論『體』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此而窺魏晉南北朝時期文體批評之全貌，還可加深對中國古代文體學傳統的認識。
　　【文心雕龍】中涉及『體』或『文體』的篇章約占全書的二分之一，『體』的意義也各不相同，現將其主要含義歸納為以下幾種：一指某一特定文章體裁，這是『體』最常用、最簡單的含義，如【詮賦】篇有『【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雖合賦體，明而未融』（本文所引【文心雕龍】皆出自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註】，齊魯書社1988年版），【頌讚】篇有『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等，這些『體』分別指傳、賦、頌幾種文章體裁。二指不同體裁必須遵守的體制及規範，且體制與規範具有重要意義。如【體性】篇有『故宜摹體以定習』，【風骨】篇有『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明了各種文章的體制，就能做到意思新穎而不紊亂。【通變】篇有『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應該抓住文章寫作綱領的主要方面。【定勢】篇有『苟異者失體成怪』，勉強求新反而會因為體制不合而變成怪誕。三指文體流變，並在運用中潛含劉勰個人的價值取向。如【明詩】篇有『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四言詩的正規體制是雅正潤澤，而五言詩的常見格調則是清新華麗，這其中是有一個發展變化過程的。【頌讚】篇有『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頌本來是用來告神的，卻漸漸變化為用於人事，因此這是不正規的頌，是『變體』。『斯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頌主要是讚美盛德的，但是這些作品（文中列舉曹植、陸機等人的作品）卻是褒揚和貶抑混雜在一起，這已經是魏晉時期有了變化的頌體了。四指修辭手法及其格式或特點，如【麗辭】篇有『麗辭之體，凡有四對』，指對偶這種修辭手法的格式有四種。【隱秀】篇有『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指『隱』這種修辭手法的特點是意義在文辭之外。【比興】篇有『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指『比』這種修辭手法。五指創作主體或作品的風格，如【風骨】篇引魏文【典論•論文】『體氣高妙』。六指不同的風格類型，如【體性】篇有『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作者按照本性寫作，風格雖然彼此相異，但綜合起來卻不外八種類型。以上對『體』的含義的列舉僅是相對而言，意義之間雖然有差別，但是也有相互補充，通常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它們共同構成了劉勰所論『體』的範疇。
　　從以上『體』的各種含義看來，劉勰論『體』實際上涉及了兩個問題：一是不同的文體及其所必須遵守的體制規範問題；一是作品與創作主體的個性之間存在的關係，即『體』與『性』的問題。那麼，劉勰是如何在【文心雕龍】這部體大思精的書中來論述這兩個問題的呢？
　　關於不同的文體及其體制規範問題。首先，劉勰極其重視各類文體的體制規範。他把文體的體制規範稱為『大體』、『體要』等，且要『立體』、『昭體』、『位體』，否則就會『失體』而成為『謬體』、『訛體』。為此，劉勰在『論文敘筆』時『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文心雕龍•序志】），其主要目的就是在於使為文者明確不同文體的體制規範和寫作要求。以下舉例以具體說明劉勰幾點主要的要求：一是對文章文辭、內容以及文辭與內容相結合的要求，如【詮賦】曰：『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情感由外界事物引起，作品內容必須雅正；事物通過作者情感體現，文辭必定要巧妙華麗。華麗的文辭還要與雅正的內容相結合。這就是賦這種文體的文辭與內容的要求。又如【頌讚】曰：『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頌是用來稟告神明的，所以內容必須純正美善，『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既要求文辭必須清潔明麗。這是對頌這種文體的文辭與內容的要求。二是對文體要有一定的法式要求，如【祝盟】曰：『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祈禱文要誠懇而恭敬，祭奠文要恭敬而哀傷。這就是對文章法式的要求。三是對文體作用的要求。如【銘箴】曰：『箴全御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箴主要用來抵禦過失，所以文辭必須切實；銘則有褒揚讚美的作用，所以篇體應以弘大潤澤為貴。四是對文體徵聖宗經的要求，如【史傳】曰：『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史傳的寫作，在確立意義和選用言辭上必須以經典為準則，在規勸、警戒的取捨上必須以聖人為根據，這樣文字上才不會空泛，內容才會確鑿。實際上，這幾點要求之間是有着內在聯繫的。文體的作用決定其文辭與內容，文辭與內容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法式，而這些又都以徵聖宗經為總的指導原則。可見，在劉勰看來，每一種文體都有其相應的體制要求，應該寫什麼，應該怎樣寫，都有其歷史的傳承性和現實的必然性，一旦超出這個格式，便不成其為此一種文體了。
　　其次，劉勰不僅極其重視各類文體的體制規範，還分別從寫作者與批評者的角度來強調這一問題，使他的理論最終服務於寫作者與批評者。對於寫作者，劉勰要求其首先要選擇好文體。【熔裁】篇曰：『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要想寫好一篇文章，要根據主體性選擇文體，要選擇合適的素材，要用恰當的語言表達出來，這『三準』是在告訴寫作者在創作之前如何謀劃才能合乎文體的體制規範，正如他自己所解釋的那樣：『規範本體謂之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熔則綱領昭暢』，能夠裁辭，文句才不會雜亂，能夠熔意，綱領才會分明。對於批評者，劉勰要求其首先要看作品是否遵循了特定文體的體制規範。【知音】篇曰：『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要想做好文學批評，就要從體制的安排、辭句的運用、表達的奇正、典故的運用、音律的處理以及繼承與革新等六個方面去評價。劉勰把體制放在第一位，可見在他看來，批評家衡量創作成功與否的首要標準，就是創作主體能否遵循特定的文體的體制規範進行寫作。
　　最後，既然不同的文體都有其相對穩定的體制和規範，創作主體按照需要選擇了某一種文體後，就會遵循其體制規範進行寫作。因此，創作主體雖相異，遵循的體制規範卻相同，這就形成了此種文體相對穩定的整體態勢，且整體態勢隨文體變化而不同。劉勰在【定勢】篇中就專門論述了這一點。【定勢】篇主要探討了以下幾個問題：一是為何『定勢』：『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作者情趣多種，作品變化多樣，但是寫作時，則要像弓箭之矢必須筆直，山澗急流必須迂迴那樣，應依照具體內容確定體裁，並根據體裁形成一定的體勢，這樣的作品才能要圓則圓，要方則方，自然成趣。二是如何『定勢』：『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熔范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逾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不同文體體裁的寫作方法不同，雖然沒有嚴格的界限，卻也很難超越，只有熟悉各種寫作法則，才能融會貫通、靈活運用。因此作家要善於配合運用不同的文章體勢，做到『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但不管怎樣互相配合，都要『譬五色之錦，各以本採為地矣』，也就是不能違背此類文體總的趨勢。三是整體概括不同文體決定的不同客觀態勢或體勢：『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艷。』在此，劉勰又把上文『論文敘筆』部分所列的文體總括為六個大類，並對其體勢進行概括，是對其上文的補充和深入。
　　

　　以上是劉勰論『體』過程中對不同文體的體制規範問題的論述，相對穩定的體制規範對不同文體起到制約作用並最終影響其整體態勢；另一個問題則是他對作品與創作主體個性的關係的論述，創作主體的主觀因素也同樣影響着不同文體及單個文本的風貌。劉勰在【體性】篇中集中地論述了這一問題，形成其『體性說』。
　　劉勰認為，作品與創作主體之間存在着密切的關係。【體性】開篇曰：『夫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情』與『理』是創作主體的內在精神結構，『言』與『文』則是這種內在精神結構的外化形態。而『才』、『氣』、『學』、『習』是決定創作主體的內在精神結構的四個因素，四者共同作用形成的差異就造成了『筆區雲譎，文苑波詭』（【文心雕┝•體性】）的創作形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從內在到外化的過程中，劉勰並沒有簡單地一一對應了事，而是逐步闡釋。
　　首先，創作主體才華的高低、氣質的剛柔、學識的深淺、習性的正邪形成了潛在於他們主觀個性中的不同風格面貌。劉勰歸納為『八體』：『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即有的作者傾向於學習經書，走儒家之路，從而形成『典雅』的風格，而有的作者含蓄地說理，走道家之路，從而形成『遠奧』風格的等等，因此，這『八體』還是創作主體所具有的，能夠影響作品的主觀風格傾向。
　　其次，在創作主體的主觀風格傾向形成以後，又如何最終表現為客觀作品的文學風格呢？『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文心雕龍•體性】）也就是說創作主體要靠學力、才能，並在一定的意志和情感的觸發下才能將主觀的個性風格轉化為作品的風格。『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里必符』（【文心雕龍•體性】），這些才是最終形成的不同作品的不同風格面貌。
　　綜觀劉勰的『體性說』，我們可以看出，他是沿曹丕的『文氣說』而來，從心理學的角度對創作主體的個性與文體風格的關係進行探討，屬於『文如其人』的一支。然而他的理論又超越了創作主體的自然個性，強調後天學習和修養，並主張用雅正的思想和文學作品來引導人的性情。正如他所說：『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斫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轉自圓。』（【文心雕龍•體性】）這正是劉勰的高明之處。
　　以上是對劉勰論『體』的兩個問題的全面闡述，仔細推敲，在這兩個問題的論述過程中，是存在一些矛盾的。劉勰是怎樣解決這些矛盾的呢？
　　其一，劉勰一直在強調不同文體的體制規範的重要性，認為體制是為文的一項硬性規定，使我們覺得他否認不同文體之間存在任何聯繫，而事實恰恰相反。為了『立體』、『位體』，他必須強調『昭體』，一旦我們跳出這一語境，把視角放到【文心雕龍】全書就會發現，劉勰是注意到不同文體之間的聯繫並有意識地凸顯這種聯繫的。在縱向上，他認為不同文體之間存在『源』與『流』的關係。『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文心雕龍•宗經】）『五經』標榜於後世，成為文章楷模，源出於『五經』的各類文體雖自成一家，但是彼此之間相互滲透，在表現方式、表現對象等方面存在着諸多的共同之處。在橫向上，他認為不同文體之間存在交叉關係。這表現在兩個方面：形式上，在『論文敘筆』部分往往將兩個體制相近的文體放在一起論述，『贊曰』部分合二為一；內容上，眾多篇章中對相近文體的共通之處做了論述。以【章表】篇為例說明：『原夫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此為章、表的共同作用。『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此為章、表的共同寫作法則。『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此為章、表共同的體制要求。
　　其二，劉勰在其『體性說』中，將不同創作主體所傾向的風格面貌歸納為八種。需要注意的是這八種風格並不是簡單的、機械的、與作品一一對應的。因為他同時承認『八體屢遷』，『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文心雕龍•體性】），要像樞得環中那樣，運轉自如地支配這八種風格，使它們相互作用，才能形成某個創作主體的獨一無二的風格。
　　其三，文體是客觀的，劉勰看到了不同文體之間的差異與互容；風格是主觀的，劉勰也看到了不同風格之間的差異與互容。那麼，在客觀的文體與主觀的風格之間，劉勰又是怎樣處理的呢？誠然，文體是重要的，它有着特定的文化上的指向，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相對固定的審美對象，彰顯一定的審美精神，這也是劉勰之所以如此重視文體規範的原因所在。這種情況的負面影響在於，既成的體制很容易束縛了創作主體的手腳。但是，實際情況是，運用這種文體體制來創作的主體會主動或被動地來突破這些既成的體制。對此，劉勰所持的觀點是這樣的：首先明確體制規範，正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文心雕龍•體性】），『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文心雕龍•附會】），先要有正確的體制、健康的風格作為引導，為文才有方向。其次，在此基礎之上，發揮創作主體的主觀性與能動性，『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心雕龍•體性】），達到主觀與客觀的完美統一。
　　由以上幾個問題可見，劉勰在論『體』過程中是『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文心雕龍•序志】）的，既表現了極強的原則性，又保持了相對的靈活性，使問題的論述不偏不倚，又獨出機杼。
　　要言之，從劉勰論『體』這一問題中可以看出，劉勰身處其時的文學批評潮流中，對有關文體的許多實質性問題給予了理論上的發展，這對整個中國古代文體學傳承影響深遠。因此，深入對【文心雕龍】中『體』的概念的認識與探討，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