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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考古資料揭示，三星堆遺址廢棄後，古蜀政治中心轉為今成都市區金沙――十二橋遺址一帶為中心的大型聚落，由之反映的古蜀歷史也迷霧漸消而初顯清晰。而在傳說中這時取代了魚鳧氏成為蜀地共主的，是約當晚商西周以至東周早期的杜宇氏王朝。【蜀王本紀】記載其傳說云：『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為杜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復出。』大體相同的記載又見於東漢末蜀地學者來敏的【本蜀論】，惟【蜀王本紀】所云『女子名利』者，【本蜀論】作『女子朱利』，並直接稱她『自江源出』，而無『井中』二字[20]1045。江源應指禹羌世居的岷（汶）江上游地區，因而從地望和時間上看，這個神奇的傳說蘊涵着一個重要信息：與水和岷江密切相關的朱利及其族群，應出於自古長於水利的西羌【12】。而『從天墮』云云，說明杜宇也同樣來自西部高地。相傳來自江源一帶的杜宇夫妻，將其在成都平原上的都城命名為郫，意即低平之地的都邑，傳說就在今天郫縣一帶，由此建立起蜀地新的共主秩序【13】。但近年來成都市區十二橋、黃忠小區和金沙等一系列商周之際重要遺址的發掘，揭示這些原本就相互連接為一體、沿古郫江綿延數里的大型聚落遺址，才和強大的杜宇王朝之都相稱，而郫縣一帶至今尚無同期的類似重大發現。上述包括大型宮殿區、居住區、手工業作坊區、墓葬區和大規模濱河祭祀場所的遺址，面積約5平方公里，整體上構成一個分區布局合理、功能系統完備的中心都邑，且正好瀕臨古郫江水系而建。考古發現揭示的城水親和如同水乳交融的格局，反映這座依水興建的大型古都具有順應自然的深厚文化意蘊。從臨河矗立長達數百年的史實可以推知，杜宇王朝在水利技術方面也應該有相當高的成就。十二橋遺址結構複雜、布局講究的大型濱水木構『宮殿』建築群[20]，說明當時的高級貴族住宅或統治機構就建於河濱，如果沒有足夠的技術提供平時充分的水利服務和安全支持，統治者是不可能如此布局的。不過，能提供常年的安全，未必能保證永無憂患，揆之川西平原的地理水文形勢，杜宇王朝也應當不止一次遭遇過嚴峻的水災挑戰。考古發掘揭示郫江故道旁的上述大規模干欄式建築群，最終都順着洪水湍急的流向坍塌，就是當時發生過多年未遇洪災的確切證據。這種相隔若干年才可能突發的嚴重險情，與【蜀王本紀】中杜宇王朝晚期再次遭遇『若堯之洪水』的下述明確記載相合：『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隨江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安處。』這場洪災發生的時間約在春秋前、中期，傳說最終完成這次極為艱巨的治水使命的，是來自荊楚地區的一位大禹式的治水英雄――鱉靈。鱉靈因治水成功而受杜宇氏禪讓，建立起秦滅巴蜀前的最後一個古蜀王朝――開明氏。如【蜀王本紀】所述，鱉靈的來歷同樣充滿了神話色彩。上古英雄或重大歷史人物尤其開國之帝王被神化，以證明他擁有過人之處、特別是稟賦有與眾不同的神聖資質以替天行道，是神權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風尚的通例。揆諸史實，鱉靈的到來，當然不會只是一個人，而是一族群，時間則不晚於春秋前期。上述整個傳說與水尤其密切相關，說明鱉靈一行也是一個水上民族或擅長水利的水濱民族。應為鱉靈或曰開明氏族群遺物的成都商業街船棺等出土資料也揭示【14】，他們死後也要回歸船上，可見其文化習尚理念與水的關係何等親近。
【蜀王本紀】所記鱉靈開鑿的『玉山』，【本蜀論】作『巫山』，『巫』、『玉』二字蓋因形近而訛，當以『玉』為是。【華陽國志・蜀志】也記杜宇氏晚期，『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可見玉山又曰玉壘山。學者或認為玉壘山乃湔水即今白沙河的發源地，就是今都江堰市與汶川縣交界之地茶坪山，應有所據。但揆諸地理、水勢和此山位置，其鑿決與否，似難對川西平原水情有決定性影響，故鱉靈所鑿『玉山』當別有所指。【水經・江水注】云：『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大禹時代至開明氏時逾千載，當初所鑿溝通岷、沱二水系的人工引水河道可能早已淤塞嚴重甚或湮沒，故此條記載，應是繼大禹時代之後，開明氏對之再作整治以引岷入沱的反映。而『作東別之標』的玉壘，就是川西沖積平原東端的泄洪瓶頸沱江金堂峽。從西北向東南傾斜的平原暴發洪水時，大量積水易匯聚於地勢最低的金堂一帶，金堂峽狹窄的河道使洪水宣洩不暢，往往導致平原水災。因此，鱉靈疏導治理岷沱水系，進而開鑿拓寬金堂峽，終於成功地泄洪平患，故【蜀中名勝記】引舊地誌雲此峽口『相傳為鱉靈所鑿』[25]。顯然，對岷、沱二江流域從上到下再度疏、鑿並舉，既抓住了關鍵，又本末兼治，是大禹時代初具之『綜合治理』方略和『道法自然』理念的一脈相承和發展。需要指出的是，開明時期的治水，應也經過了相當長久艱巨的曲折歷程，非旬日所能奏效。至於治理成效，當由於工具（尤其金屬器的使用）、技術等條件的進步而有了很大提高。
鱉靈或者說開明氏王朝的治水活動，不僅在傳世文獻中有明確的記載，而且在考古發現的此期水利遺蹟資料中也得到了直接證實。上世紀80年代，在成都市區指揮街遺址出土了東西向的一排6根柱樁和竹木編攔沙筐等遺蹟遺物，時代不晚於春秋前期，應與防洪有關[26]。在方池街及附近金河賓館等遺址的發掘中，又發現了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多條卵石埂，顯然是當時延伸於較大範圍的同一大型人工水利設施系統的遺蹟。其中方池街遺址的東、中、西三條有規律地分布的卵石埂，整體呈Z字形，頗引人注目。因地處現代建築密集的市區，發掘面積受限，其中除中埂分別與東西二埂斜向相接而長約26米外，其餘二埂均南北延伸頗長而不見其兩端。發掘者根據『石埂剖面形狀大致都呈橢圓形，部分石埂上部被破壞，但下部埂腳埋入地層，仍呈圓弧狀，卵石緊緊相擠，體現了使用竹籠的特點』，結合蜀中治水傳統及成都撫琴小區商代遺址已有以竹篾固定、保護器物的出土資料等研究後明確指出，這些石埂均用竹籠盛裝卵石砌成，是開明氏時期的治水工程遺蹟。具體用途則是護堤、分水、支水和滾水，並初步推定其西、中兩埂整體上為一倒人字形滾水、支水埂[27]。從三條石埂的有計劃分布，尤其是從其護堤、分水、支水和滾水功能分析，可知其已初具後世都江堰工程內江諸堤功能系統的意蘊，應是東周時期蜀地先民熟諳水性後的智慧體現。這種在疏導的基礎上更加複雜的水利技術設施，既是對大禹以來治水傳統的繼承，更是富於創造性的發展。而與竹籠卵石堤埂同出的陶龍塑像，更透射出古蜀水文化強烈的信仰色彩。
開明氏時代，蜀地水利技術的進步發達，已影響及於中原地區。【古本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方詩銘、王修齡先生的【古本竹書紀年輯證】此條下案引『【存真】云：「瑕音近雅，雅山之南，梁州之邊徼也。」』[28] 如此則瑕陽人乃蜀人，蜀地水利技術已北傳於秦晉。不過，徐中舒先生指出：『瑕陽戰國時屬魏，在今山西臨猗縣』，『道應讀如【禹貢】導山導水之導。此瑕陽人為蜀導岷山青衣水，至此自秦來歸』。說明蜀在當時已能夠從魏物色治水技術人材，【竹書紀年】所載魏蜀交通都有真人真事可據[29]。與【存真】之釋相較，徐先生之說似更勝一籌。不管怎樣，【紀年】此條至少為東周蜀地與華夏水利技術交流融會在中原文獻中的反映。不僅如此，根據【禹貢】中所導江、河即為所在地方朝貢運道之例，【紀年】此條證明蜀地水運已頗發達，且已與域外水陸交通，加深了古蜀與華夏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互動。此種情形，無疑預示着古蜀與華夏大一統局面的即將來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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