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晉商與茶文化（2）

  來源: 中國論文聯盟 李三謀 張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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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葉是一種 經濟 作物，茶葉生產是以交換或出售為目的，其自給因素很小。所以馬克思將茶葉的生產與加工製作稱之為商業性農業。晉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無疑是為了運銷。該省的茶葉特別是紅茶，主要運銷於國內湘、鄂、豫、晉、冀、粵等地和海外英、美、俄等國。即當地出產的一部分紅茶被粵商運銷於湖南、廣東、香港以至英美，而大部分的產品是被山西商人運銷於河南、山西、河北、陝西、甘肅、內蒙、新疆以至俄國。

　　晉商在中原地方的茶貿活動是附帶性的，一般採取順路灑銷的形式，將茶葉賣給小販，任其出售。晉商運銷茶貨的重點地區是北部邊疆，他們的茶務覆蓋面相當大，所經銷的主要是湘、鄂紅茶。史書記載，道、咸時期，『甘肅茶務是這樣的，引地是甘肅、陝西、青海、新疆，兼及蒙古和西藏。銷數是每年二萬八千九百九十六引，每引一百斤，另帶損耗十四斤……來源是湖南安化（也有湖北）的紅茶、在西北（也）叫做黑茶，運抵陝西的涇陽，局部的壓製成塊，每塊重五斤，叫做磚茶；四川也有茶運銷，不過數量很小。引商分為東西兩櫃，東櫃是陝西和山西商人，西櫃是回民』。（註：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6頁。嶽麓書社1984年版。）至同、光時期，左宗棠在西北整頓茶務，發行茶票，山西商人領票在這裡販運。當時，甘肅官茶運銷到新疆，哈密地方的茶貨存積不斷增多。『同時，晉茶照常湧入。這種晉茶，實際是從湖南（包括湖北）販來，因為是山西商人所經營，叫做晉茶。他們本就是甘肅官茶的引商，從歸化（今呼和浩特）經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後配銷各地。大概南路天暖，人民喜食細茶；北路地寒，大家喜食粗茶。晉茶就多是粗茶；官茶就多是細茶。這樣，一以北路為主要市場，一以南路為主要市場，雙方平分秋色。』（註：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頁。嶽麓書社1984年版。）

　　在北部邊疆，晉商之茶務主要集中在蒙古，遠在康熙年間，駐庫倫經銷茶葉的山西商號就有12家，至乾隆、嘉慶年間增加到50多家，人數有6000多。清代後期，庫倫的旅蒙商號 發展 至400餘家，其中開辦茶莊的晉商有100多家，2萬多人。他們不僅向高原漢人和游牧民族供應茶葉，而且還大量組織對俄出口茶葉，外貿規模越來越大。庫倫買賣城和東營子的人員與貨物因之與日俱增。恰克圖買賣城，雍正年間初立國際商埠之時，僅有幾家商號，至嘉慶初期發展到60餘家。（註：清外務部檔案，外交類，中俄關係卷。）後來在道光時，此處的茶莊發展到了100家左右（全為晉人經營）。並且，在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也有了進行國際貿易的旅蒙晉商商號及俄商之洋行。

　　在庫倫、恰克圖的茶商中，實力雄厚者主要是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錦泰亨、錦泉涌、廣全喜、公合泉、恒隆廣、祥發永等十幾家晉幫商號。乾隆後期，他們每年由漠北蒙古高原輸入俄國的茶葉不下200萬斤。嘉慶五年(1800)，僅由恰克圖銷往俄國的茶葉就達2799900俄磅（註：【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有250多萬斤。進入道光年間，中俄茶葉貿易空前繁榮，出口數額大增。根據一份海外 文獻 統計，道光十六―十九年(1836-1839)，我國每年通過蒙古輸入俄國的茶葉（幾乎全是晉商經銷）平均為8071880俄磅（註：【Chinese Repository】V01。XIV,1845。），合700多萬斤，價值800多萬盧布。幾年後，『1843年，運至恰克圖交易的茶葉120000箱，其中花茶80000箱，家茶40000箱。價格數年沒有變動。此時一方箱家茶為60盧布，一箱二級花茶為120盧布，一長方箱（比方箱大二分之一）家茶為80盧布』（註：姚賢鎬：【 中國 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2冊，第1284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這時的茶葉貿易創匯每年可達1240萬盧布，折合白銀約500-600萬兩。咸豐初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勢頭，賣給俄商的茶葉一年達15萬箱，計900多萬斤。這一時期的中俄貿易，就其形成和 內容 而言，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貿易，雙方商務不失為公道之舉。並且，華商（晉商）對俄貿易特別是茶葉貿易具有很大的優勢，掌握着通商的主動權，年年呈現出超，不少的白銀從俄國流入。

　　這種形勢未能維持多久便發生了變化。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 社會 性質決定了晉商在對外貿易中難以一直保持正常的實力和地位，難以擺脫殖民主義的籠罩。同治元年(1862)二月，沙俄侵略者在【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基礎上，又強迫中國政府與之締結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於東南沿海通商權的基礎上，又取得了天津的通商權，並攫取了低稅率的特權和深入內地採購土貨（包括茶葉）及其加工製作權利。更為嚴重的是，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允許俄商從中國運貨出口，只納正稅，有關票規銀、厘金的徵收皆予以優免。同治五年(1866)，沙俄又『強迫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關的子口稅，使俄商運茶成本大為降低。這樣就為俄商勢力在中國的擴張開通了道路。結果，山西茶商的利權被奪，生機頓減。從前恰克圖國際商城的120家山西商號到同治二年(1863)以後，因受外力的衝擊而紛紛倒閉，只留60多家。到同治五年(1866)之後，恰克圖『買賣城只剩下了四個老的山西行莊。並且……在這項貿易（茶葉貿易）上，中國人不能和俄國人競爭，因為在轉運恰克圖的過程中，俄國人持有的茶葉上稅少，中國人持有的茶葉上稅多』（註：檔案：1868年海關貿易報告冊，第2-4頁。）。儘管同治七年(1868)清政府在晉商的強烈要求下，下令削減了一些厘稅和浮收雜稅，但很不夠，根本沒有享受到像俄商那樣的稅務優待，估然不能夠擺脫出口買賣上的困境，依舊免不了在與俄商的商務較量中遭受失敗。對此，時人寫道：『自江漢關通商以後，俄商在漢口開設洋行，將紅茶、磚茶裝入輪船，自漢運津，由津運俄，運費省儉，所運日多，遂將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而山西商人運茶至西口者，仍走陸路；赴東口者，於同治十二年稟請援照俄商之例，免天津復進口半稅，將向由陸路運俄之茶，改由招商局船自漢（漢口）運津，經李鴻章批准照辦。惟須仍完內地稅厘（厘金），不得再照俄商於完正、半兩稅外概不重征，仍難獲利，是以只分二成由漢運津，其餘仍為陸路。以較俄商所運之茶成本貴而得利微。深恐日後，俄商運舉更多，而山西商人必致歇業。』（註：王先謙：【議復華商運茶赴俄、華船運貨出洋片】，見【劉坤一遺集】奏疏稿，卷1。）俄商勢力就是這樣在本國殖民主義的支持下，大張旗鼓地在中國發展的。當時國運衰退、世道險惡，毫無情理可言，外國人運中國貨物出口竟能得到稅法上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超常的優待，而中國人運中國貨反倒要受到政策上的歧視，遇到清政府重稅的抑制，於海上航運的茶貨竟要繳納陸路上的各種厘金（晉商販茶出口，除交納正稅外，到恰克圖，每票復交票規銀50兩。咸豐十年後，因軍餉支絀，規定每商票一張，在察哈爾都統衙門，捐輸厘金60兩銀），實在是咄咄怪事，欺人太甚。顯然，晚清的國家主權受到了外國侵略者的控制，清政府已經變為外國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民進行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的工具。換言之，在沙俄的一再逼迫下，清廷越來越走向買辦化，它的統治職能越來越趨向反動，逐漸俯首服從於外國資本主義的意志。同治末年(1874)，在惡劣的內外環境中，晉商輸入俄國的茶葉降到6萬擔（600萬斤），到光緒四年(1878)，晉商由湖北、湖南等處運銷於俄國的茶葉又降至5.5萬擔，其中80%的是紅茶和磚茶，而同年俄商直接從中國武漢等處販去的茶葉則猛增到27.5萬擔（註：渠紹淼等：【山西外貿志】上冊，第84頁。山西地方志編委會內部刊印1984年。），是晉商在蒙古組織出口的5倍之多。這一方面是由於那時華北遭受大旱災，牲畜倒斃過多，晉商缺乏運茶工具，但更重要的是，殖民主義因素在起作用，即俄商在湖北直接開辦茶廠，用蒸氣手段壓制磚茶，以宗主國國民的身份無理地幾乎是無償地開發利用我國的茶葉資源和獲取鄂省的廉價勞動力，大量降低成本。並得到中國官方給予運銷上的政策優惠，從而更有力地侵奪中國商利之故。

　　山西商人在對俄商務競爭中，曾進行過頑強的努力，並曾取得過較好的效果，但終究因為當時國際環境不良和晚清政府特殊的 政治 性質，而不能夠持續發展。原來在同治六年(1867)茶商程化鵬、余鵬雲、孔廣仇等代表商界提出削減茶稅和直接赴俄國售貨的強烈要求。他們通過綏遠城將軍將自己的意見轉達給朝廷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恭親王奕D。當時清政府鑑於政治上的需要和迫於商界的壓力，於同治七年(1868)批准了晉省茶商赴俄貿易的請求（註：【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7。），也與俄政府達成協議，並暫時實行以每票販1.2萬斤茶葉而納25兩銀的輕稅，『以示體恤』。於是，不少山西茶商重返恰克圖，進而通過艱苦的征程，深入俄國地界，另闢市場，謀求商務擴展。史稱『恰克圖……都是晉幫商號……各商號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爾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巴爾納烏、巴爾古金、比西克、上烏金斯克、聶爾慶斯克等俄國較大城市……都設有分莊』（註：路履仁【外蒙古見聞紀略】，見中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集】第63卷。）。這些晉商在同治八年(1869)，通過境外分莊向俄國組織出口功夫茶4.8萬擔，紅茶、磚茶和綠茶為6.2萬擔，與俄商該年販運茶葉總量相當。同治十年(1871)晉商輸俄茶葉多達20萬擔，超過俄商販運量（11萬擔）近一倍。對此文獻記載，『還有大量的茶葉，由陸路運往恰克圖及蒙古。過去的年代沒有統計數據可供查考，但是，據海關稅務局麥克佛森先生(Macphenson)說，1871年，由陸路運的茶葉數量共為26957930磅，計磚茶12149584磅，紅茶14808346磅。在對俄海上貿易開始以前，這種極為發達、極為巨大的茶葉貿易是由山西商人經營的。大部分的茶葉，經恰克圖運往俄國市場。』（註：檔案：1872年海關貿易報告冊，第124頁。）事實證明，如果不是清政府腐朽、國家主權喪失，憑晉商的聰明才智和長久的行商實力是不會落後於俄商的。他們雖然受挫，但只要有了相應的機會和條件，就能再現輝煌。只因清政府又搞起了所謂『引俄制日』的政策，進一步放縱俄商的侵略，允許其在我國內地恣意妄為，欺行霸市，抑勒茶葉收購價，大量剝削茶農（註：（清）卞寶：【六制軍奏議】卷5，奏體察鄂省加增茶課窒礙難行折。），加大晉商的競爭壓力。同時清政府又施行限制民族商業資本發展的辦法，只限定恰克圖一處對外貿易（關閉蒙古的其他各口），並逐漸加重商稅，致使晉商對俄出口茶葉業務又滑坡了。再加上宣統元年(1909)俄國單方面突然宣布對在俄國的華商實行重稅（每普特茶葉徵稅2500-3500文錢），這樣對俄貿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終清，再無發展之機，運銷俄國的茶葉又跌到了5萬擔左右。

　　綜合起來看，我國晚清的茶葉經濟是與當時的國際環境、民族地位、社會性質、國民權益保障等 問題 相聯繫的。它以產、運、銷為基本結構，以栽培、採集、加工等生產程序為基礎和核心，以市場為經營之導向，並深受政治之 影響 。

　　儘管晉商茶葉貿易在同、光時期發展不順利，步履維艱。但商、農共同開闢了一個新的經濟領域，在湘、鄂的紅、黃壤上，首先製造和發展紅茶，創造出了偌大的幾塊紅茶基地，以足量產品供應華北和中原人民飲用，成功地開發地力，為國興利。他們使紅茶享譽歐洲特別是俄國，進而將中國的茶文化傳播到海外，進一步促進了中俄經濟和文化交流。俄人記載，紅茶的邊貿，使『涅爾琴斯克邊區的所有居民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以紅茶為原料）。（該）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五次之多，愛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論你什麼時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註：（俄）瓦西里・帕爾申：【外貝加爾邊區紀行】。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不僅這一地區如此，而且，『所有亞洲西部游牧民族均大量飲用磚茶（紅茶），時常把磚茶當作交易的媒介』（註：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2冊，第1284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晉商與湖廣茶農培育和製作了最適合俄國和西亞人飲用的紅茶，並將之積極組織出口外銷，在世界飲食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