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批評的價值和意義(4)

  來源: 北方教育

二、修辭批評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價值的再認識
　　

　　我們今天強調修辭批評，並不是簡單地與西方文學批評對接，而是為了更好地認識和發掘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的價值。修辭批評，與近幾十年我們不斷地套用的西方許多批評模式不一樣，它不是船泊貨，不僅是西方由傳統走向現代的一種重要批評形式，在中國古代也有着悠久的歷史和傳統。西方批評理論中常有一種傾向，將修辭學與詩學對立起來，其實，修辭學與詩學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對立和區別，它們都要以語言為媒介，都要打動人們的情感，都要考慮文本語言組織創造和讀者、聽眾的接受意識和效果，實際上是很難分開的。修辭學與詩學這種同源關係，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表現的更為明顯。中國古代由於缺乏嚴格的學科分類觀念，並沒有形成西方那種純文學、純審美的文學觀念，所以更加重視語言修辭的作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對文學的審美特徵有着深刻的認識，但就其主導觀念而言，不是以審美為內核的而是發生在廣闊的語言文化背景中，是文以貫道，文以宗經，禮制典策為文，修辭潤色為文，以語言文字的系統構成和表達功能而非純文學(抒情、敘事、戲劇)的區分為特徵。這一點，我們從劉勰【文心雕龍】中所表現出來的以原道、宗經、徵聖為本，主張彌綸群言，強調語言修辭的文學觀念中就可以強烈感受到。中國古代文論與西方文論相比，特別是與西方近代強調審美、想象、虛構的文論相比，應該說是更靠近修辭批評的一種批評理論。


　　另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之所以更靠近修辭批評，具有修辭批評的特色，還在於中國語言自身的特點。漢語是典型的孤立語言，詞與詞之間沒有很明顯的語法聯繫，所以，它不可能像西方那樣發展出一種將語法、邏輯與修辭的對立，並把語法、邏輯的作用強調到極致的傾向，而是更重視修辭的作用。郭紹虞先生在他的【漢語語法修辭新探】中之所以提出『語法修辭結合』的觀點，也是看到了這點。他在這本書的『後記』中說：『我寫這部書的意義，當然重在說明漢語語法必須結合修辭的論點。環繞這個論點，於是從漢語特徵講起，談到漢語語法的簡易性、靈活性與複雜性，說明漢語語法決不能受洋框框格局的影響和束縛，否則不會適於實用。同時又指出了漢語的音樂性和順序性，從而更強調漢語語法必須結合修辭和邏輯才能發揮它的實用意義。』郭先生這一看法與保羅・德曼有相似之處，都強調語法與修辭的結合併把這種結合看成是對語言意義的解讀而非某種言辭的修飾和美化。但德曼是站在哲學認知意義上的對西方傳統語言觀和真理觀的顛覆，而郭先生則是從漢語語言特點自身而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


　　中國古代批評理論更靠近修辭批評這一特色，對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價值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許多人談到中國古代批評理論時，總是強調其重體驗、重感悟的特色，強調其追求神似、氣韻、『意在言外』的美學風格和意境表現，似乎中國古代文論的主要特徵就表現在這裡。實際上，這種分析所關注的只是文學與詩學、審美相關的特色，若只停留在這一點，則有可能忽視文學與語言修辭、與文化環境的深刻聯繫。而這種聯繫在我看來是非常重要的。站在修辭學立場看待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特別是對中國古代文論強調『修辭立其誠』，修辭為社稷之用，修辭與其所在的語用環境密不可分的思想有所理解，對中國古代文論所表現出來的倫理實踐性和宗經品格，以及強調文學為世用，重教化的特點，就不難理解。『修其辭以明道』(韓愈)，『辭不可不修，說不可不善』(劉向)，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一般是反對虛華美辭的批評，而強調語言、文學作品與人的道德修養，與思想情感表達的關係。劉知幾在【史通】中把『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作為修辭的最高境界，認為理想的修辭準則是『撥浮華，采真實』，可以說最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這裡，實際上潛含着一個以語言運用為本的思想體系。『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心雕龍・原道】)，在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發展過程中，語言始終處於最基礎的地位，這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系統構成是意義重大的。中國古代批評理論所提出的『文以載道』、『文以明道』說、『詩言志』說、『言為心聲』說、『為情要約而寫真』(劉勰)說等，都離不開這一傳統。修辭分析，對於中國古代批評來說，並非一種形式技巧的分析，它更是一種功能的、社會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分析。比如，中國古代文學特別重視對偶和對仗，講究聲律秩序，顯然就不僅僅是一個純文學、純審美的價值取向問題，而是有着深刻的社會歷史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它作為一種複雜的修辭構思和辭格選用，亦從根本上體現出中國古代哲學美學的思維特色。關於這一點，許多批評家已有深刻的認識。浦安迪在分析中西文學對仗時，就認為中國文學中的對仗較西方更深入更廣泛，其原因就在於，它與其說是一種詩意的強化，不如說它是一種自然的說話方式，與中國哲學的二元思維有着密切的關係。他還引【文心雕龍】對對偶的解釋――『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載百慮，高下相須』――以說明早在劉勰，中國的理論家們就意識到文學現象中的對仗修辭格運用與他們所體察到的自然之理的關係。高辛勇則進一步認為，所謂『造化賦形，支體必雙』所反映出的與自然之理相應，人文映照天文的觀點，亦可以看成是一種感應意識形態，『它也正是帝王權威籍以肯定其權力的一種觀念。』高辛勇的這一看法，也可以從古代的修辭學和詩學理論那裡得到印證。如皎然【詩式】說：『夫對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蓋天地自然之數』，就說明了這點。若比照西方修辭學理論研究，我們亦可以發現這種研究的特殊意義和價值。辭格研究也可以說是西方修辭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點。西方古典修辭學從西塞羅和昆提連開始，將修辭學文本研究分為構思(invention)、布局(disposition)、措辭(elocution)、記憶(memory)、演講手勢和腔調(delivey)五個方面，後來隨着修辭學研究重點由論辯、演講向文體風格的轉移，修辭學的五項內容實際上只剩下三項，即構思、布局和措辭，其中特別重要的則是措辭。所謂『措辭』，重點研究的內容就是辭格。西方古典修辭學的辭格研究更關注的是辭格的形式，是辭格所能產生的能使文章更生動，更具有風格特色的語言效果，而常常忽視辭格與人類思維和文化心理的關係。而中國古代修辭理論則一直關注辭格所承載的語言文化信息，關注其與民族思維和文化心理的關係，這是很了不起的。西方現代修辭批評已意識到辭格研究所包含的思想史、價值觀、思維方式的意義。比如，西方現代修辭學家普遍重視『隱喻』辭格的研究，就具有這樣的意義。弗萊說：『我們也許可以把隱喻視為語言修飾手段的基本形式，或主要的修辭手段，而一切其它的修辭辭格都不過是它的變體。』為什麼這樣?顯然是他意識到隱喻所承載的文化信息與人類思維的普遍聯繫。所以，他在分析【聖經】時特別強調隱喻的意義，把隱喻看成是【聖經】語言的一種思想控制模式，認為傳統的基督教義只有用隱喻的形式才能表現出來。同樣，有的修辭批評家如保羅・德曼特別重視從德國浪漫主義和本雅明開始的『諷喻』辭格研究，認為它優於象徵，也在於從中看到了一種解構西方傳統價值觀的力量。我們並不贊成西方現代修辭學家對於某種修辭格的簡單分析與肯定，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修辭辭格的存在絕非出於單純的語言形式和技巧風格的需要，而是與某種世界觀、價值觀相聯繫。在這方面，中西文學批評理論資源完全可以實現整合與互補。中國古代為什麼賦予對偶、對仗、比興等修辭格特殊的地位，西方為什麼又特別重視隱喻、象徵、諷喻、借代等辭格的價值和意義?這其中所隱含的中西文學在價值觀、思維方式和審美趣味的差異何在?這正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亟需認識和研究的問題。


　　從修辭批評角度看待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那就是它可以使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古代文論重視批評實踐的品格。中國古代批評實踐品格的形成，與它那種以語言運用為本的哲學美學觀念密不可分。中國古代思想家習慣從語用而非語義學立場看待問題，他們對語言表達意義的真假並不感興趣，而是特別關注語言在具體環境中的運用，關注語言對接受者心理和情感意識的影響，所以，發展出一種重修辭效果，重修辭的題旨情境的批評。與西方現代修辭批評所提倡的修辭閱讀不同，它不是主體與客體處於對立地位的冷靜分析和理性解讀，而是強調主體投入對象中，作深入的體驗和涵詠解讀。在中國古代修辭批評理論看來，修辭理解的意義並不在於把握文本的本義，也不是像解構主義那樣『互為本文』式對本文意義進行解構和超越，而是要密切聯繫題旨情境，體味作者和讀者的心志，讓讀者與作者的情感思想發生深刻的交流。孔子說：『情慾信，辭欲巧』，孟子說：『以意逆志』，韓非說：『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王充說：『心以文為表』，劉勰說：『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朱熹提倡『涵詠玩味』，等等，都表現了這一修辭觀念。這也就是陳寅恪在評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所提出的同情式理解的觀念和方法。以這種觀念和方法看待修辭，修辭就變成有血有肉的東西，它不再是游離於作品之外的語義的機械闡釋和考察，而是滲透着創造者和欣賞者的情感，表現出其對藝術作品的真正熱愛，是其通過對作品文本反覆涵詠體驗所完成的東西。而這些，也是中國當代批評理論最缺乏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有一很大的缺陷，那就是重理論輕實踐，滿足於理論的大敘事而忽視具體文本的考察，忽視對作品的同情理解和深入體察，中國傳統修辭理論和批評實踐，正可以彌補這一不足。 (作者：毛宣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