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探源:蝸居一詞古已有之 意義不相同

  來源: 中國文化報

『蝸居』一詞最早比喻屋之形狀而非大小，但後來漸成『屋宇窄小』的代名詞，這種變化發生在1000多年前的三國魏晉時期。
    晚清學者徐時棟曾對『蝸居』一詞頗感興趣，但因不解其意而問及友人：『物之小者甚多，何必以屋小為蝸居？』友人對此『皆不能答』。後徐時棟在對蝸牛做過一番考察後，恍然大悟。其曰：『蓋凡殼蟲不一，大小亦不等。然蟲身長大，則殼與之俱長。惟蝸牛，始生時在殼中。及稍長，即脫殼而去，殼不與其身俱長也。以譬人家屋小，不能容多人耳。』
    徐氏對上述解釋頗感得意，而對五代後唐時人馬縞在【中華古今注】中的解釋則不以為然。【中華古今注】曾稱：『野人為圓舍，狀如蝸牛，故曰蝸舍。』即從建築形狀的角度，以『蝸牛』一詞比喻『圓舍』。然而在徐氏看來，『蝸居』是用以形容『屋小』而非『屋圓』，進而反駁道：『物之圓者，何獨蝸牛？且蝸牛亦何嘗圓也？』（見【煙嶼樓筆記】）
    據目前所見及，最早以『蝸』字形容居住環境的是【三國志・魏書・管寧傳】。該書記載，漢末隱士焦先露首赤足，結草為裳，『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床，布草蓐其上。』經裴松之的考證，此處『瓜』字當為『蝸』字解，且裴氏對此補充解釋道：『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圜（同圓）舍，形如蝸牛廬。』可見，至遲在【三國志】成書之晉朝，已有『蝸牛廬』一稱，且據裴松之所注，蝸牛廬確係為『圓舍』。
    另據西晉崔豹【古今注・魚蟲】中的解釋，『蝸牛，陵螺也。野人結圓舍如其繆，故曰蝸舍』。從此點來看，【中華古今注】中以『蝸舍』比喻『圓舍』實與魏晉以來的解釋一脈相承。當然，上述所提『圓舍』不敢說其必不簡陋，但起先『蝸居』一詞主要用來比喻屋之形狀而非大小，已屬顯然。那麼，三國魏晉之際，本以形容『圓舍』的『蝸居』，何時逐漸變成後世專指『屋宇窄小』的代名詞呢？
    據大量材料顯示，唐宋之際，蝸牛廬（或蝸廬）、蝸舍等稱不絕於史，且對早先魏晉『蝸牛廬』的故事多加提起，但『蝸』字具體語義已由原先『圓形』而向『窄小』發生轉變，甚至成為『貧窮』的代名詞。如唐初駱賓王有詩言：『鶉服長悲碎，蝸廬未卜安。富鈎徒有想，貧鋏為誰彈。』而白居易更是言及：『庭小同蝸舍，門閒稱雀羅。火將燈共盡，風與雪相和。』
    在宋代一些失意貧居的文人詩詞中，常可感受其『蝸廬』生活的苦寒。如陸游曾多次以『蝸居』一詞入其詩文：『局蝸廬迮，蕭條鶴髮新。途窮貧入夢，身老病欺人。』宋人黃庭堅亦有『孤材小蝸舍，乞火干履襪』留於後世。當然，唐宋之際，『貧窮』者並未落魄到動輒遭人不恥的地步，故而宋代與『蝸居』相關的故事，時常也散發着『窮且守道』『貧益志堅』的逸致豪情。如唐人李商隱即吟唱道『自喜蝸牛舍，兼容燕子巢。綠筠遺粉籜，紅藥綻香苞。』宋人在編纂【冊府元龜】時，頗為陶醉於後周蕭太圜田園式的『蝸居』生活，即『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翱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潯』。
    明清之際，蝸舍、蝸廬、蝸居等詞已完全脫離原初『圓舍』之意，而大多是藉以描述所居房屋窄小簡陋。有意思的是，明清大量反映當時市井生活以及頗能折現時人心境的小說中，即常將『蝸』字與『窄』『陋』『小』等字連用。明末凌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卷2中說及：『窄小蝸居，雖非富貴王侯宅；清閒螺徑，也異尋常百姓家。』此處既非『王侯宅』又非『百姓家』的『蝸居』，實際上是個『上比不足而下比有餘』的小康之戶。
    『蝸居』窄小不能容納多人，自然成為時人不能或不願留人住宿的絕好理由。清代小說【棚閒話】中寫及一位老人拒絕請求留宿者，即以『屋宇蝸小，不敢相留，須往前村二三十里方有歇店』為辭。【儒林外史】11回中也提及楊執中不欲挽留三先生、四先生住宿，便言『奈鄉下蝸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聊齋志異】卷4中寫一書生見到『笑彎秋月而羞暈朝霞』的公孫九娘時，不無偏見地贊道：『可知是大家，蝸廬人焉得如此娟好！』在這裡，『蝸廬』幾成『貧賤』的代名詞而頗具貶義色彩。
    明清之際，因『蝸居』一詞的頻繁使用，甚至致其原初的詞性亦時有變化，如【蘭花夢】第22回提及銀屏準備到寶林的閨房『細看看』時，寶林便說道：『沒有看頭，蝸居得很！』此處『蝸居』二字已由原來的名詞轉變成形容詞。
    明清小說之中的蝸陋等詞，有時固屬劇中主角謙虛自抑之語，但作為劇外主角的作者頻頻使用這些詞語，亦能間接折現出時人因居所窘迫而產生的侷促之感。當然，明清文人時以『蝸居』自謙居所簡陋，有時亦是表露自己的高風亮節。同光中興名臣曾國藩曾作『蝸廬抱奇景，高視羲皇前』一詩，益見其豪邁樂觀之胸襟；清人梁章鉅所吟『不辭蝸室陋，詎煩鵲枝繞』及方浚師對『靜k爐煙，蝸居頻掃；歸謀斗酒；蟻釀新藏』生活的謳歌，則反映出二人皆不以貧為苦的閒情逸緻。應當指出的是，上述只為一己之身而考慮的隱士般的『蝸居』生活，頗與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不符，故而曾引起清人吳子光的激烈反對，其稱：『士君子志存利濟，已無力置萬間廣廈庇寒士以歡顏，乃僅為一身一家之謀，即水榭風亭比之玉山佳處，亦不過自了漢耳，而況草草蝸牛廬歟？』（【台灣紀事】卷2）
    民國之際，『蝸牛廬』一語仍時常見於詞林語彙之中。魯迅在1930年在一次學校演講中批評當時政治環境不利於『象牙塔文藝』的發展時諷刺道：『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其後來的【二心集】序言中解釋道：『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合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裡，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在魯迅的眼裡，魏晉時期『蝸牛廬』已完全變成當時『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之類的設施，最終使其原初『圓舍』之義完全淹沒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