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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人物] 老子化胡與【老子】的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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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章 發表於 2011-3-26 14:4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 李東懷 原載 南京大學文學院學術論壇
老子化胡與【老子】的胡化

————論佛教對【老子】篡改及研究的影響


     在古代典籍中,【老子】是最難讀懂的著作,郭店竹簡【老子】出土後,拙作【簡書老子箋證】(1)、(2)已將攙雜其中的各家思想分辨出來,有申韓,也有莊子;將其抄襲【尚書】、【周書】、【莊子】的部分也都一一指出,脈絡已經大致清楚。唯有簡書【老子】所無,五千言【老子】增加的部分,其中為何要對簡書【老子】中的重要思想進行篡改以及有些文字的神秘性二事尚未論述,以前是因為沒有找到原因,現在已發現是受了佛教的影響,茲論述如下:

            一 佛教在時間上影響【老子】篡改之可能

關於佛教是什麼時候傳入中國這個問題,湯用彤先生認為:『漢明帝永平年中,遣使往西域求法,是為我國向所公認佛教入中國之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著,崑崙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16);蔣維喬先生則在其著作中開門見山地說:『但就歷史上顯著之事實言,遂相傳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耳。明帝永平十年(六七),佛教入中國,事詳【漢法本內傳】。此傳作於何代,無可征考』(【中國佛教史】,蔣維喬著,廣陵書社,2008年11月第一版)。漢明帝求法一事,最早見於漢代牟融的【理惑論】(參見【弘明集】),後為袁宏、范曄兩位史家所徵引,以【後漢紀】卷十『永平十三年』所引較為簡略:『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使天竺,而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漢代牟融的【理惑論】與范曄的【後漢書】卷百十八所紀大意與此相同。

  中國的佛教界將永明十年確定為佛教初傳中國的時間,其實是一種誤解。漢明帝求法應該是中國最早正史記載的由中央政府派遣專使向外國求法,而不是佛教的初傳,關於這一點,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說得非常清楚:『漢明帝求法說,從基本情節來說是比較可信的,但它只是說明印度佛教進一步向中國傳播,而不能說這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中國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任繼愈主編,1985年6月第一版,P97)。另一條關於早期佛教在中國流傳的情況,見於三國時魏國的魚豢所著【魏略.西戎傳】:『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三國志】,中華書局標點本,P859)。【後漢書】以後,第二部記載有關佛教的正史是【三國志】,因為是在注中轉引,所以在可信度上要打點折扣,雖然追記的事件時間是公元前2年,比漢明帝求法要早數十年,而漢明帝求法是更為正式的政府行為,所以一般的【中國佛教史】仍然認為永平十年是佛教初傳中國的時間。也就是說,從各家【中國佛教史】綜述的情況看,公元前2年是目前有史籍記載的最早的佛教傳入中國的記載,而漢明帝永平十年則是有史籍記載的官方的向外國求法的活動。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情況,根據現有的史料來看,最早只能追溯到西漢末年。

  在印度,釋迦摩尼逝世一年後,他的弟子們進行了第一次結集,所謂結集,意思是會頌經典,統一經、律、論,以維護團結,消彌分歧。大約釋迦摩尼逝世二百多年後,到了阿育王時代(前273-232),印度的佛教已經完成了第三次結集,也就是說佛教已經由口頭傳授發展成有文字記載的較為完備的理論系統,佛教理論已經基本完善;與此同時,在政治方面,阿育王建立了全印度統一的奴隸中央集權國家,阿育王對佛教採取了大力支持的政策,不僅對佛教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還向國外派遣了傳揚佛教的『王使』,佛教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同時也顯示出了強勁的對外發展的張力。據阿育王時期的碑文【摩崖法敕】(第十三)記載,傳播佛教的『王使』甚至遠及安息、大夏、埃及和希臘。碑文上說:『王復於距其領土六百由旬(由旬,印度里程單位,相當於中國三、四十里)的臨國———希臘王安條克所住之處,及北部的托勒密、安提柯、馬伽斯以及亞歷山大四王所住之處,南部的朱拉王國、潘地亞王國和錫蘭,皆得法勝……』『法勝』,即佛法。這裡的幾位國王的在位時間需要介紹一下,塞疏古王朝的國王安條克二世(前261—246)、埃及國王托勒密。菲拉得佛斯(前285—247)、馬其頓國王安提柯。貢那特(前278—239)、西林尼國王馬伽斯(——前258)、伊庀魯斯(今希臘西北)國王亞歷山大(前272—258)。歷史上的這一段時間,中國正是秦統一前戰國七雄爭雄時期,處於戰亂的年代,雖然從理論上講,佛教在此時已經有可能傳入中國,由於戰爭和路途過於遙遠,可能會遲滯這種傳輸,但時間不會太長,因此,佛教初傳中國的時間應該在戰國末期。這一結論與蔣維喬先生在【中國佛教史】開篇所說的『我國人知有佛教,遠在漢初』其實並不矛盾:秦統一中國在前221年,滅亡在前207年,只存在了15年,去掉這短短15年,戰國末期與漢初就是一回事。為什麼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可能很早,卻被認定很晚呢?除了時間的久遠和資料的缺乏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佛教未成為顯教之前,地位卑下,後世佛徒深以為諱。湯用彤先生曾深挖其根源:『其(佛教)本來面目,原未顯著,當世人士不過知其為夷狄之法,且視為道術之支流,其細已甚。後世佛徒,有恥其教之因人成立,雖知之,而不願詳記,豈真佛教在桓靈以前未行中國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P55)

  誠然,從戰國末年到永平十年,可能阿育王沒有派『王使』到中國來傳播佛教,也沒有中國的帝王派出使臣前往印度求取佛經,但是佛經的傳播並非只有通過『王使』這一個途徑,雙方的商業交往,僧侶的交流,同樣可以傳播佛經,並且不只從西域一途,從南面的海路也可以。當然,初傳中國的佛教肯定不會像魏晉南北朝時期那樣廣泛,而是在極少數或少數人之間傳播,因而影響也不太大,關於這一點,可以從【後漢書.楚王英傳】中看出端倪:『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槧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頌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只不過此時的佛教的影響已經相當大了,帝、王已經十分了解佛教,而其中楚王劉英『交通方士』一句猶為值得注意,湯用彤先生認為:『按佛教在漢代純為一種祭祀。其特殊學說,為鬼神報應。王充所謂不着篇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佛教或其一也。祭祀既為方術,則佛徒與方士最初當常並行也』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P51)。【史記】所載,少翁以方見武帝,為夜招致王夫人一事,所用之術即為佛教之幻術。方士也有可能就是精通佛教的佛徒,所用的方術有一些就是印度的幻術。湯用彤先生又稱:『自楚王英至桓帝,約一百年,始終以黃老浮屠並稱,其時佛教之性質可推想也。考伊存授經,明帝求法以後,佛教寂然無所聞見。然實則其時,僅為方術之一,流行民間,獨與異族有接觸(如博士弟子景盧),及好奇之士(如楚王英、襄楷),乃有稱述。』(同上,P55)由於阿育王沒有派遣『王使』到中國來傳教,因而佛教初傳中國是在民間,這一點是沒有疑義的;『獨與異族有接觸及好奇之士,乃有稱述』則需稍作分辨: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到中國來口授【浮屠經】,是受政府的委派,同樣博士弟子景盧接受伊存的口授,也是受了漢帝的委派,都是官方的,不能歸於民間一類;至於楚王劉英,他是中央政府分封的一國之王,是楚國的最高行政長官,顯然也不屬於『民間』。漢明帝對於佛教也是非常地熟悉和了解,更不能認為屬於『民間』。即在漢明帝時,佛教也沒有在中國普遍流行,為什麼帝、王這些漢代的最高統治者都通曉佛教了呢?這個原因還得追溯到印度的教派那裡,在印度的教派中,有兩個教派的主張截然相反:一派主張到沒有人群的地方進行修煉;另一派則主張通過影響最高統治者來達到干預社會生活的目的。與楚王英接觸的佛徒或方士顯然屬於後者。直達一國的最高層,一方面是印度教派的固有的主張,另一方面也是印度傳播佛教的最主要的方式,阿育王便是派遣『王使』給各國國王傳播佛教,國王一旦接受了佛教,他這一國的國民便會信奉佛教,這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最高效的傳播方法。一般的佛徒要想接觸中國的國王或帝王,必須要有跳板,這塊跳板就是秦、漢間的方術之士。佛教初傳中國走的也是這條路。印度佛教初傳別國,一般都是傳給別國最上層的王或帝,然後再由這些王或帝傳給他的臣民,這是佛教傳播的一個特點。了解了這一點,也就更容易明白為什麼漢武帝會迷方士、勤祭祀了。

  遍檢【中國佛教史】,雖然各家都認為永平十年為佛教界公認的佛教初傳中國的時間,但又都普遍地留有餘地,認為可能更早,甚至在伊存授經(前2)之前,由於缺乏材料而不敢妄斷。筆者認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也是由於各家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沒有充分利用佛教本身的流傳及印度本國的國情對於佛教初傳中國這件事情的影響,或者說沒有利用好這一史實。最為典型的是湯用彤先生,他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指出:『至於阿育王時代,即當中國秦朝,聲教已漸西被,雪山邊鄙當已聞法。至若中亞,即有佛化,或未深廣』(P46)據此,則佛教之傳輸入中國亦當在此時,從中亞或西域。換句話說,阿育王時代之前,佛教不可能傳入中國,亦即秦代以前中國不可能有佛教。所以書名叫【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只到漢代就可以了。然而這一切推斷卻是基於錯誤的基礎。阿育王開始執政的時間是前273年,當周赧王42年,終止執政的時間是前232年,當秦王政15年,此時到秦朝建立還要經過十一個年頭,不知湯用彤先生得出『阿育王時代,即當中國秦朝』這樣結論的根據是什麼。時間乃史家之第一要義,時間一錯,百功莫救,更不要說時代了。因湯用彤先生是名家,此一疏失,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確定佛教初傳中國的時間時,無疑起到了遲滯這一時間的作用。

  綜上所述,我所推斷的結論是:佛教初傳中國的時間應該在阿育王時代,當中國的戰國末期,傳播的途徑有二:一是西域,二是南方的海路;傳播的方式:經過中介人(如方士等)直達帝、王,信奉佛教的人數較少,影響的面也較小。這樣一來,佛教就完全有機會或有可能對於秦、漢間篡改【老子】一事施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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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延章 發表於 2011-3-26 14:53 | 顯示全部樓層

二 老子化胡


釋迦摩尼,初譯浮屠,後來也稱佛陀,均系一人。既然佛教界普遍認為佛教初傳中國的時間在漢明帝永平十年,則佛陀與老子的關係肯定不會超過這一時間,即公元67年。據【後漢書。本紀論】曰:『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祀浮屠老子。』桓帝延熹九年(166)方士襄楷上疏曰:『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事據永平十年剛好百年。東漢時浮屠、老子原本是並行的,到了晉惠帝(290—306)時,此事由於一位道士與一位朝廷官員的一番爭論,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昔祖(帛遠,字法祖)平素之日,與祭酒王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目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高僧傳。帛遠傳】)。據【本傳】介紹,使王浮『屢屈』的這位帛遠,是一位才思絕倫的高僧:『祖才思俊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後在長安建精舍,以講習為業,徒眾有近千人;帛遠是一位深通佛理的高僧:『祖既博涉多閒,善通梵漢之語』,曾翻譯多部佛經;帛遠是一位與當時政要關係相當密切的高僧:『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司馬)顒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閒辰靖夜,輒談講道』。總之,這位帛遠在當時是一位有影響的人物,帛遠與當時的秦州刺使張輔有矛盾,加上秦州人管蕃的挑撥,最終,導致帛遠被張輔殺害。帛遠【本傳】是這樣敘述帛遠與管蕃之間的恩怨的:『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讒構。』帛遠一辯而勝王浮,毀了自己的事業;二辯而勝管蕃,丟了自己的性命,故帛遠不可謂為善辯。帛遠之『辯』,為老子所『棄』之『辯』。晉惠帝時,佛教已經在中國流傳很廣,本土的老子與印度的佛陀到底誰是正統,誰處於附從的地位,成了當時人們的關乎大是大非的問題,帛遠與王浮、管蕃等人辯論的就是這個問題。帛遠是研究和講授佛教的人,故主張佛陀為正統,老子處於附從的地位;王浮為朝廷官員,故主張老子為正統,佛陀處於附從的地位,主張與其身份恰好相符合。王浮當然辯不過靠賣嘴皮子吃飯的帛遠,王浮身為文官,雖然嘴上工夫不如帛遠,筆下的工夫就不一定比帛遠差了,於是寫了一本【老子化胡經】,連西域和印度的佛教都是老子所傳,於是老子成為天下第一。由於【老子化胡經】已經失傳,近年來在敦煌發現【老子化胡經殘卷】,載於【敦煌資料從編三種】(五)中,雖非原作,由此亦可窺見其原貌:『(老子)十五日,誕生於亳,九龍吐水灌洗其形,化為九井,爾時老君鬚髮皓白,登即能步生蓮花,乃至於九。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而告人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我當開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動植眾生,周遍十方。」』關於佛陀,也是老子令尹喜投胎轉世:『我令尹喜,乘彼月精,托蔭而生,號為悉達,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無上道號,為佛陀』。據此則佛陀為老子弟子或再傳弟子。【老子化胡經】問世後流傳甚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時間老子成為佛教的正宗已成定局。老子化胡一事雖然荒誕滑稽,在中國卻獲得了普遍地認可,連史家也競相引用,【魏書。于闐國傳】曰:『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雲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在【老子化胡經殘卷】後有【老子化胡經考】曰:『裴松之【三國志】注【魏略】曰:【西戎傳】曰:「臨兒國浮屠經雲,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這裡所謂『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者,當指佛教經典中的一些教義與【老子】中的觀點有相通之處,如漢代牟融在【理惑論】中指出:『澹泊無為,莫尚於佛』(參見【弘明集】),而【老子】主張『無為』;佛教提倡『中道』,簡書【老子】則說:『守中,篤也』;對於戰爭的看法,佛陀與老子的觀點也驚人地一致,這是東漢時期浮屠與老子並重的原因之一。

  根據【高僧傳】,本來很容易判斷【老子化胡經】為無稽之談,它為什麼還會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呢?這裡主要有一個民族自尊心的問題,要我堂堂中華完全接受夷狄的宗教確實有些困難,老子一化胡,佛教本來純屬進口,由此變成了出口轉內銷,佛教雖好,終歸中國人領導。這樣一來,中國人接受佛教無論在感情上和在心理上都不存在問題,這也是佛教在中國化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

  老子化胡雖然虛誕,【老子】的胡化卻是真實的。



三 【老子】的胡化

既已推斷出佛教大概在戰國末期傳入中國,馬王堆帛書【老子】抄寫的年代,據陳鼓應先生的『校閱帛書【老子】的一點心得』一文:『帛書【老子】有兩種寫本,現在分別稱為甲本、乙本。甲本字體介於篆書和隸書之間,推算抄寫的年代至晚在漢高祖時期,約為前206至195年間。乙本字體是隸書,抄寫年代可能在惠帝時期,約前194至前180年間』(【老莊新論】,陳鼓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P94);則五千言【老子】的定型當在公元前 206年之前,這就是說,佛教對於篡改【老子】的影響在時間上是可能的。郭店【老子】出土後,與五千言【老子】相對照,最值得注意之處就是有許多重要思想遭到了篡改,而這些篡改無一不是受了佛教的影響。

        1 篡改老子的主要思想達到神化【老子】的目的

  通過郭店簡書【老子】與五千言【老子】對比,可以發現最為顯著的不同在於老子對於儒家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最大的篡改莫過於將老子的觀點改為與儒家思想對立。具體表現為將簡書【老子】中的『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慮,民復季子。』篡改為『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王(弼)本【老子。第十九章】)篡改後的【老子】文義不通,矛盾顯而易見,以至於明代朱元璋的馬皇后聽了莫名其妙,直斥其妄。【明史】(中華書局標點本)『馬皇后本傳』曰:『一日,問女史:「黃老何教也,而竇太后好之?」女史曰:「清淨無為為本。若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是其教矣。」 後曰:「孝慈即仁義也,豈有絕仁義而為孝慈者哉!」』又簡書【老子】曰:『故大道廢,安有仁義?六親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混亂,安有正臣?』在這裡,老子的觀點與周禮以及儒家的觀點並不違背,王本【老子。第十八章】則將其篡改為:『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這樣一改,就將老子的真理改成了荒謬絕倫的觀點,竟然有人將『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註解成:『只有六親不和,才更顯出孝慈;只有國家昏亂,才更顯出忠臣的本色。』這種似是而非的解釋很具有欺騙性,按照這樣的邏輯,則不到『六親不和』、『國家昏亂』不得有『孝慈』和『忠臣』。如果非要等到家庭關係到了『六親不和』的地步,『孝慈』才會出現,那麼寧願注意不讓家庭關係發展到這樣糟糕的地步,而永遠拒絕『孝慈』的出現;如果非要等到『國家昏亂』,『忠臣』才會出現,那麼寧願不讓國家發展到這樣糟糕的地步,而永遠地拒絕『忠臣』的出現。這就好比經營管理學及其培養出來的人才,絕對不是為了企業、事業和公司的倒閉的道理是一樣的。

  郭店簡書【老子】中的思想本來是與夏、商、周的傳統思想是一致的,與中國的傳統思想並不矛盾,是可解的;經過篡改則不僅與儒家想矛盾,也與夏、商、周的傳統思想想矛盾,變成了完全不可解的謬論。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排斥儒家,方法卻是佛教的。【維摩詰經】:『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這種通過重重否定使佛經不可解,從而達到渲染和神化佛經的目的,將佛經推到一種不可知的、神秘的至高境界的做法,其實是佛教最為重要的手法之一。篡改郭店【老子】使用的也是這種方法,這樣一來,既達到了反儒家的目的,又把篡改後的【老子】推到了一種不可知的境地,從而達到了神化【老子】的目的。

      2 老子的『無』、『有』與佛教的『空』、『有』

  郭店【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生於無。』在萬物的本源的問題上,老子主張兩條腿走路,王弼【老子注】第四十章則將其改為:『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這一改變則將老子關於萬物本源的問題,變成了一條腿走路,鋸掉了老子的一條腿。這種篡改只能追溯到佛教那裡,在中華文明史中則尋覓不到這種篡改的依據: 『佛陀的根本思想,是以空為根據的緣起論,以中道為原理的正見實踐論。佛陀的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即是三印法為立場的十二緣起論和四諦論,此乃原始佛教最基本,且最純粹的根本原理,後世的大小乘各宗教義,無一不自此三原理所開出』(【原始佛教研究】,台灣大乘文化出版社,張曼濤主編,P69,【原始佛教的根本思想】,一如著)。眾所周知,在佛教的『空』、『有』觀中,『空』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到了大乘佛教『空』更是被強調到了極至。【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觀四諦品】中說:『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龍樹【中頌論】第28頁,金陵刻經處)。從哲學方面來說,佛教的『空』、『有』,大致相當於中國老子的『無』、『有』,佛教中的『空』的理論基本上可以說明和解釋一切,對於佛教來說,『空』就是一個大熔爐,可以消化一切,一旦進入這個『空』,一切便失去了支撐點和依據,便可以用佛教的理論來說明和解釋一切。『有』因為是看得見,摸得着,無此方便。這一改動,使原本很容易理解的簡書【老子】變得奧妙無窮,連神仙也莫名其妙。通過篡改,簡書【老子】的原義後人已無人知曉,後代人只知道篡改後的五千言【老子】。南朝齊代的孔稚圭在【北山移文】中說:『談空空於釋部』,這裡講的是佛教的『空』;南朝梁代的庾信在【連珠】中總結道:『歸老氏,則眾有皆無』,這裡講的是篡改後【老子】的意思。這一篡改無限地縮小了老子的『無』與佛教的『空』之間的差別,也進而縮小了【老子】與佛教之間的差別,達到了將【老子】神秘化的目的。

      3 佛教偈頌在五千言【老子】中的運用

  每次讀五千言【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總覺得似曾相識,非常熟悉,一時就是對應不起來,這其實就是佛教中的偈頌的形式。

  五千言【老子】中偈語的運用,以道、德二章最為典型。河上本【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1993年8月第一版,王卡點校)王本【老子】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此二章郭店簡書【老子】所無。五千言【老子】第一章其實就是篡改宣言,篡改者要把簡書【老子】弄得『玄之又玄』,讓讀者沒人能弄明白它的意思,這就是五千言【老子】。對於『道』的強調,主要是受了初期小乘佛教的影響,最早流行於漢代的佛教典籍 ————【四十二章經】是小乘佛教(主要指【阿含經】)的高度濃縮版本,此經中幾乎每章都談到了『道』,五千言【老子】的第一章也是突出『道』這一概念。過度地強調『道』與『德』,是五千言【老子】不同於郭店簡書【老子】的又一主要特徵。這兩章,你說它是字,它確實表達了一定的意思;你說它是文字,它卻沒有傳輸任何思想,尤其是沒有傳輸哲學家的思想。在佛教中,偈頌從來就不告訴信徒一是一,二是二,而是要信徒霧裡看花,要信徒猜。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南朝梁代名僧寶志留下來的偈語,至今沒有人能確解,要解只能靠連猜帶蒙。『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這一段話,如果用排除法,最後只剩一個『禮』字,這顯然不是篡改者所要表達的意思。這種字面與所要表達的意思互相矛盾的情況,在佛經中見多不怪:『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文殊師利)又曰:「云何菩薩行於非道?」答:「……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痴,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示入形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性中,具諸功德;……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示有妻妾采女,而常離五欲淤泥;……」』(【維摩詰經】,中華書局,2010年5月第一版,賴永海主編)最後一句話,可以東晉時前秦名僧鳩摩羅什為例:鳩摩羅什作為一代名僧,一邊傳播佛教,一邊違反佛教的教規,妻妾成群,他自己對信徒們解釋道:自己所傳授的佛教是好東西,好比蓮花,大家要努力學習;自己取妻納妾這件事,好比臭泥,大家不要效仿,要『取其蓮花,勿取臭泥。』維摩詰所說的:『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是對於鳩摩羅什的最好辯護。於此可以看出佛經中充滿矛盾的地方。通過偈語的運用,充滿矛盾的表達,一步一步地將【老子】拖入神秘的、不可解的佛教的老路。五千言【老子】對於 『道』和『德』的過度強調從下面的事實可以看出(以王本為例):論『道』以第1章為首,其它論『道』的篇章還有:4、9、14、、16、21、34、、 42、46、、47、53、62、65、67、、73、77、81章;論『德』以第38章為首,其它論『德』的篇章還有:10、28、49、、68章。 『道』和『德』皆論的篇章有23、51、60、79等四章。論『道』與『德』的篇章共計26章,五千言【老子】共81章,占四分之一還要多一點,這還不包括郭店簡書【老子】中論『道』與『德』的篇章。正是由於五千言【老子】這樣過度地強調『道』與『德』,所以後世才將五千言【老子】又稱為【道德經】,郭店簡書【老子】則不能這樣命名,而這也正是區別五千言【老子】與郭店簡書【老子】的重要標誌之一。

             4 恍兮惚兮 惚兮恍兮 直接引入佛教中神的境界

  除了上述第1章和38章外(以王本為例),還有以下章節也是故作高深,既沒傳達任何思想,更沒傳達哲學家的任何思想:它們分別是第10、14、20、 21、23、27、47、50、71章,除了第20章的前面『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為郭店簡書【老子】所有,以及23章前部『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尚可讀通外,其餘皆不知所云。在這些篇章中,通過第10章(河上本)中的『玄德』、第14章中的『惚恍』、第21章中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第27章中的『要妙』等詞語的運用,使人如在雲裡霧裡,將人引入了佛教神的境界———也就是凡人根本無法知曉的境界。


四 今本【老子】在流傳和研究過程中的胡化

  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一直對中國的文化施加影響,而這種影響尤以秦漢以後最為巨大和深入,而這一時段也正是今本【老子】廣為流傳的時期,因而對於今本【老子】的解讀、注釋、疏證無一倖免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下面就以最為流行的、也是影響最大的王弼的【老子注】和河上公的【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為例。王弼是魏晉時期玄學理論的奠基人、最負盛名的玄學家,王弼以老子『有生於無』、『道』是宇宙根本的思想作為自己思辯的起點,認為『無』就是老子所謂的『道』,『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論語。釋疑】邢眝疏引)如前所述,將簡書【老子】中『天下之物生於有,生於無』篡改為『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受了佛教『空』的理論的影響,王弼以『無』為本的哲學思想也是受了佛教『空』的理論的影響,而不是來源於老莊,首先,老子是 『有』、『無』並重,並沒有過度地強調『無』;另外,一方面,王弼所處的時代正好是佛教極為盛行的時代,不可迴避地會受佛教的影響;另一方面,作為玄學理論的奠基人,他也要積極地吸收外來的宗教思想,為自己的理論注入新鮮血液。河上公亦稱『河上丈人』,河上真人,齊地琅琊一帶方士,黃老哲學的集大成者,黃老道的開山祖師。葛玄在【道德經序】中稱:『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庵於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根據傳說,這位河上公是道家的創始人,生活在漢文帝時代,但並無確切的歷史文獻記載。中國的道家和玄學家本來就和佛教有着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這兩位一位是玄學的創始人,一位是道家的創始人,他們注釋【老子】的方法卻是一致的,都是按照注釋佛經的路子———凡是經都是真理,不通的地方也要把它解釋通,不管它是真理還是謬誤,他們的心得都是『悟』出來的,即自己是怎樣想的便怎樣講,既不考慮作者所處的時代,也不考慮作者的身份(知識層次),也不管是對還是錯,因為五千言全是真經這個大前提已經存在。對於【老子】的研究,直至目前走的依然是這條路子。
               
五 懷抱琵琶半遮面

  中國古代人一方面學習佛教,也運用佛教的理論和方法,另一方面,在運用佛教的理論和方法時,一般都不會說明這是佛教的理論和方法,這其中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我堂堂中華,怎可用夷狄的理論和方法來指導我們的行動?其實佛教中確實有其合理的成分,值得我們借鑑。佛教對於【老子】的篡改和研究的影響,並無確切的證據———確實如此。關於這個問題,可以用南北朝時期的例子來說明:讀劉勰的【文心雕龍】,不管你讀多少遍,都不可能知道劉勰是一位精通佛教的人,除非通過【梁書。劉勰傳】:『倚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這裡的 『博通經、論』,指佛經和研究佛經的相關論文,從這裡可以看出劉勰佛教方面的造詣是何等的深厚;對於佛經進行『區別部類』這項工作,對於他本人撰寫【文心雕龍】時每一章標題的選定,以及每一章與整部書的聯繫,各章之間的協調等方面無疑起到了最為直接的影響。可以這樣說,沒有佛教,劉勰就寫不出【文心雕龍】,或者說寫出來的【文心雕龍】不是這樣的博大和嚴密,不是這樣的優美和精深。南朝人所辯論的一些問題,看起來好像與佛教無關,其實是中華文明與印度佛教文化的大碰撞;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從他們的言談舉止根本看不出與佛教有什麼聯繫,其實他們深通佛理,要通過人際關係才能了解。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因為超出了本文所涉及的範圍,故不再贅述。
2010。11。29
南京旅遊職業學院
李東懷
雪峰山人 發表於 2011-3-28 09:08 | 顯示全部樓層
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也沒有多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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