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杜甫的兩次創作落潮

  : 王許林

　　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偉人、巨人，但不是完人、聖人。他一生的創作道路，並非一帆風順、步步高升的，而是艱難曲折、有起有落的。他存世的一千四百餘首詩歌，既有雄視千古、感人肺腑的傑作，也有平庸黯淡、令人惋惜的篇什。對於杜甫的創作高潮和成就，古往今來人們談論了很多；而對於他的創作落潮和缺憾，卻一直未有重視乃至刻意迴避。筆者擬就杜甫的兩次創作落潮，作一些思考和探討，以期全面認識杜甫其人其詩。
　　杜甫的第一次創作落潮發生於唐玄宗天寶五年至天寶十年（746―751）之間，即困守長安的前期。在這之前，杜甫由於良好的家學傳統和個人的勤奮好學，早早表現出創作的才華：『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往昔十四五，出入翰墨場』（【壯遊】），青年時代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三次遊歷了吳越、齊趙、梁宋等名山勝水，並且寫出了氣魄非凡的【畫鷹】：『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以及膾炙人口的【望岳】：『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充分顯示了一個天才詩人的藝術胸襟和功力，所以聞一多先生說：『靈機既已觸發，弦音也已經校準，從此輕攏慢捻，或重挑急抹，信手彈來，都是絕調。』（【唐詩雜論・杜甫】）然而事實卻相反，當杜甫告別『裘馬頗清狂』的遊歷生活，懷着『立登要路津』的強烈功名欲望，於天寶五年赴長安參加科舉考試，在此後的五六年間，他彈出的不是『絕調』而大多是『俗調』。由於奸相李林甫玩弄『野無遺賢』的把戲，杜甫在科場上自然慘遭落第。但杜甫似乎未能從考試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也未能看清官場的腐敗、醜惡，復又周旋於達官貴人的門庭，既為謀官，也可解決在長安的生計問題。因此，庸俗的名利思想和狹窄的生活領域，導致杜甫這時期創作的五十餘首詩歌（據仇兆鰲【杜詩詳註】編年統計，下同），不外乎以下幾類：
　　一是干謁公卿――以詩歌為敲門磚，懇求權勢者薦舉，謀取一官半職。杜甫用力之勤、數量之多，在古代文人中委實少見，舉其要者：【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贈比部肖郎中十兄】、【敬贈鄭諫議十韻】、【奉寄河南韋尹大人】、【贈韋左丞丈濟】、【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贈翰林張學士】、【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不下十餘首。此外還有直接向唐玄宗陳情的【三大禮賦】等。他干謁的對象，有文官，亦有武將；有直臣，亦有奸佞，乃至包括劣跡昭著的楊國忠。這些作品的內容可以一言蔽之：『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希望大人們伸出同情的援手，儘快幫我謀個效忠的官職。而結構上則是固定的『三段式』，以投贈韋濟的詩為例，先稱頌對方：『首從左丞之職，敘出韋氏門第』；再苦述自況，『次言窮老而受知於韋』；最後希望得到對方提攜：『末有望於韋汲引也』（【杜詩詳註】卷一）。這裡，杜甫早期『何當擊凡鳥』、『一覽眾山小』的豪氣和魄力蕩然無存了，有的只是低聲下氣、卑躬曲節、吹捧逢迎，實在出人意外。
　　二是宴遊娛樂――以顯宦貴戚的賓客身份，大寫宴樂、游觀的幫閒之作。杜甫『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出入於豪門府邸、庭院，在酒酣耳熱之際，為主人宴席的奢華唱讚歌：『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鄭駙馬宅宴洞中】）他津津樂道於公子哥的狎妓調情：『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陪諸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他嗜酒如命，整日狂飲濫喝：『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杜位宅守歲】）誰能想到，杜甫有時還敞懷蹺腳，狂呼大叫，在賭場上一露身手：『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廬。』（【今夕行】）這些言行舉止，與杜甫後來『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赴奉先詠懷】）的悲苦形象，大概是很不相稱的吧。
　　三是友朋聚散――懷念或送別友人，感嘆彼此的身世淪落。相較於前兩類詩，此類詩或歌吟真摯友誼，或嘆息懷才不遇，緣事而發，即景抒懷，感情較真切動人，還是值得一讀的，例如【冬日有懷李白】、【春日憶李白】、【送高十三書記十五韻】、【送韋書記赴安西】、【病後過王倚飲贈歌】、【飲中八仙歌】等。不過，它們畢竟未跳出個人情感天地的藩籬，思想內涵和社會意義有限，在號稱『詩史』的杜詩中，分量顯得輕飄飄的。
　　然而，杜甫畢竟是偉大的。他沒有長久地沉淪下去，在落潮中一蹶不振，更沒有閉目塞聽，窒息自己的智慧和才華。經歷了五六年的仕途挫折、干謁的一再碰壁及羞愧屈辱的生活：『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杜甫終於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清醒了：『紈F不餓死，儒冠多誤身』、『鄉里兒童（指地方官吏）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投簡咸華兩縣諸子】）官場的腐敗、世態的炎涼和生活的磨難，又把杜甫推向了社會的底層，讓他看到了社會的真相，感受了人民的種種不幸，從而復活了道德良知和社會責任感，激發了新的創作靈感和批判鋒芒。杜甫擺脫第一次創作落潮而躍入高潮的突出標誌是作於天寶十年（751），批判朝廷窮兵黷武、同情人民戰亂之苦的【兵車行】：『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繼承樂府傳統，即事名篇，筆調雄渾，感情深沉，可謂杜甫『詩史』的奠基之作。接着又創作了諷刺朝廷權貴荒淫奢侈的【麗人行】：『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以及【前出塞九首】、【後出塞五首】、【秋雨嘆三首】、【貧交行】、【醉時歌】、【九日寄岑參】等一系列傷時感懷、憂國憂民的現實主義名篇。到了天寶十四年（755）秋，即『安史之亂』前夕，杜甫寫出了長篇里程碑意義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把民生和國事、 人生反省和政治憂患，以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現狀，交融於一篇之中，內容豐厚而深廣，誠如俞平伯先生的讚譽：『一代之史事，亦千秋之殷鑑。』
　　 杜甫的第二次創作落潮發生於唐肅宗至德二年至乾元元年（757―758）之間，即入朝為官時期。『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貴妃等倉皇奔蜀，至馬嵬驛兵變，縊殺貴妃，太子李亨即位，是為肅宗。杜甫被困於淪陷的長安，目睹山河破碎，民眾流離，曾寫出【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名篇。後冒死逃出，投奔朝廷所在地鳳翔，『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肅宗感其忠君之誠，封為左拾遺。不久，唐軍收復長安，杜甫也隨肅宗朝廷遷回京城， 一本正經地當起皇帝的『近侍』。從此，皇家宮苑森嚴的圍牆再次阻隔了杜甫與人民生活的聯繫，他看到的只是帝國表面的歌舞昇平，而無法觀察到人民的災難、呻吟、流血，藝術的感覺也隨之平庸了、遲鈍了。所以，杜甫在這一年中所寫的三十多首詩歌，亦可分為三類：
　　一是宮廷唱和。左拾遺名為諫官，實際是個無關緊要的閒職。其時同朝為官的有王維（太子中允）、岑參（右補闕）、賈至（中書舍人）等人。他們出入宮廷，衣食無憂，又無所事事，便以詩文唱和來消磨閒散的時光。試舉一例：賈至偶而寫了一首【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發】，表白自己的忠款：『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各人立刻應聲奉和，相互吹捧。王維說：『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參說：『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杜甫則說：『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在這些歌功頌德的陳詞濫調中，哪裡見到一點國家的災難和人民的不幸？借用馮至先生的話：『毫無光彩……充滿了初唐以來應制詩、奉和詩一向慣用的詞藻，缺乏真實的內容。』（【杜甫傳】）
　　二是為官寫照。也許是來之不易吧，杜甫對左拾遺的官職頗為得意，所謂『天顏有喜近臣知』，故而常以詩歌來記錄自己的為官生涯。他寫朝儀的莊嚴肅穆：『戶外昭容紫煙垂，雙瞻御座引朝儀。』（【紫宸殿退朝口號】）他寫中書省的森嚴寧靜：『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題省中壁】）也寫自己的逍遙自在：『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或寫誠惶誠恐的心態：『明夜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春宿左省】）對皇帝的一點賞賜更是感激涕零：『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端午日賜衣】）……這些俗不可耐的官樣文章，除了顯示一個自得其樂、謹小慎微的官吏形象，何來前不久寫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的美感和價值？
　　

　　三是曲江行樂。長安郊外的曲江是杜甫經常遊覽和歌吟的地方，在這之前就寫過沉痛哀傷、筆力雄健的【麗人行】、【哀江頭】等。而今時過境遷：『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曲江二首】）詩中不見社會的責任和道義，沉湎於人生虛無、及時行樂的頹廢情緒之中。更甚者還有縱酒狎妓、遊戲人生：『何日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曲江對雨】）須知，此時正值安史之亂，國家危機四伏，杜甫大寫這樣的作品，無怪乎明人王嗣也深為不滿：『國方多事，身為諫官，豈人臣行樂之時？』（【杜詩詳註】注引）
　　這種平庸、空虛、閉塞的宮廷官吏生活，豈能不熄滅一個詩人的天才火花？但一次意外的政治打擊，卻拯救了杜甫及其詩歌創作。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在朝廷的權鬥中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一個管理地方祭祀的小官。這次貶謫就杜甫個人的仕途來說或許是個悲劇，但對他的藝術生命來說卻是一大幸事。杜甫從此告別宮廷而回到民間，由侍奉皇帝而走向人民。 時代的動亂、民眾的苦難、統治者的醜惡，重新進入他的視野，深深震撼了他的靈魂，改變了他的情感，升華了他的精神――無疑也為他的詩歌創作提供了全新的題材和境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杜甫赴華州的途中，耳聞目睹了被強征夜捉的少年、老翁、老嫗及『暮婚晨乃別』、 『人生無家別』、『子孫陣亡盡』等種種人間慘劇，他的人格和良知受到洗禮，以無比悲憤的心情和嫻熟的藝術技巧，奮筆寫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的組詩『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開創了古代現實主義詩歌的光輝典範。王安石選杜詩作為壓卷之作的【洗兵馬】，也作於此時。『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杜甫興會淋漓地唱出了人民的心聲和時代最強音。此後不久，杜甫終於對官場、對政治徹底絕望了，或者說大徹大悟了：『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後題】）在華州任上毅然棄官而去，經甘肅秦州、同谷而漂泊西南的川湘，匯入社會生活的洪流，真正邁向一個偉大詩人的創作生涯，以【秦州雜詩二十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秋興八首】等作品，確立了他在中國詩歌史上的不朽地位。
　　我們無意給杜甫抹黑。恩格斯評論德國古典大詩人歌德時說過：『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的、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杜甫何嘗不是如此呢？他的兩次創作落潮正是他『渺小』、『庸人』一面的具體表現，但同歌德一樣，並不影響其『偉大』」、『天才』的光芒。『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我們需要進一步深思和探究的，是從杜甫的曲折起落中汲取一點歷史啟示：文學創作的生命力不在於象牙塔中，不在於孤芳自賞中，而在於人民大眾的豐腴的生活土壤中。郭沫若為成都杜甫草堂所撰的對聯可謂一語破的：『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惟有擺脫名韁利鎖、虛榮浮華的束縛，真正把握『世上瘡痍』、『民間疾苦』，不斷開拓自己的生活領域的廣度和深度，真切體察人民大眾的痛苦與歡樂、希望與憧憬，方能創作出輝耀天地的作品！
　　（作者單位：江蘇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