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後秦的家庭制度(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家庭制度是一項複雜的社會制度，通過對它的解剖，可以透析出當時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思想、文化、道德等各種複雜關係。秦自商鞅變法後逐漸形成的家庭制度，在中國古代家庭發展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這是人們未曾深刻探討的一個課題。
  
一、商鞅變法前秦的家庭形態
  
西周春秋時期，社會上層即貴族層、統治者層皆按宗法制組成父家長制集體大家庭。這種大家庭是一個血緣親屬關係複雜、人數眾多、組織龐大的宗族集團。宗族集團或異財，或共財，或異財共財相結合。雖然在宗族組織中，有時又分成若干分支家庭，甚至小家庭，但這些個別家庭在社會與政治、經濟活動中均不具有獨立性格，而是被埋沒在宗族體系之中。這種龐大的宗族共同體便構成了西周、春秋時期貴族社會最根本的社會組織。史稱『胙之土而命之氏』①，『致邑立宗』②。荀子說：『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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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左傳】隱公八年、哀公四年。
②  【左傳】隱公八年、袁公四年。
  
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①可見只有得氏者才為宗，只有領主貴族才能立宗廟，並按宗法結成宗族組織。社會下層即廣大『持手而食』的勞動者，則不得立宗廟，因而不行宗法。他們只有『親昵』與『分親』家庭，但並不按宗法結成宗族集團。所以說周之宗法實即貴族的『氏族』組織法。
  
周之宗族組織有三個層次：宗一一族(氏)一一家長制大家庭。按宗法結成的宗族組織，與父家長制大家庭並不完全是一回事。父家長是宗族下的大家長，他有大家庭。宗族長及大家長奴役着眾多子弟、宗族成員以及非血緣的私屬家庭。宗族的一切權位(包括宗族長權、政治權、經濟權等)由宗子繼承。宗子對全族成員除了具有強烈的支配權之外，也當然負有收養義務，能否收族也就成為宗子權能否存在與貫徹的根據。宗統與君統的繼統原則是：『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②故嚴辨妻妾、嫡庶便成為宗法之要事。於宗族內分別出大宗、小宗系統，為的是使小宗服從大宗，以確立貴族內部嚴格的等級秩序，並進而鞏固其宗族的統治權位。由上述看來，並非所有的血緣親屬關係皆可歸之於宗法。宗法制自有其特定的內涵。它的基礎是領主世祿制，它的核心乃在於宗子法。『致邑立宗』，一語道破了宗法的要害。邑是宗的依託，無其邑則無其宗，亡其宗也便失其邑。不論哪一級貴族，既得一邑土，也就自成一宗(族)了。
  
西周、春秋時期的家庭形態，除了宗法貴族集體大家庭之外，另有庶民、奴隸等個體家庭，但無經濟、政治上的獨立性，尚被包容於宗法大家以及各類共同體(如村社)外殼之中。未來歷史發展的軌跡便是大家破滅，個體小家獨立而成為支配社會的主體結構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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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苟子・禮論】。
  ②  【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
  
春秋戰國之際，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工商經濟繁興，人口流動性加大，個體勞動漸成為主要方式，加以國家實行授田制，遂使小家庭漸漸在經濟上獨立，形成了摧垮一切共同體軀殼的強烈爆炸力．同時，政治制度也發生變遷，世官世祿消亡，直接導致了宗法性宗族及其大家庭的毀滅．清人秦蕙田說：『世祿不絕，則宗無削奪。』①世祿不存，宗法氏族也就被掃除了。這不僅是貴族組織的變遷，並且使整個社會家庭制度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宗法氏族漸讓位於即將形成的封建家族制，集體大家庭亦為新興的個體直系小家庭所取代。顧炎武對春秋戰國之際風俗劇變嘆息說：『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②戰國時，舊宗法族類離析，宗子敗落，非但無收族之力，而且自身也難以為養．成書於戰國的【管子・問篇】開列的社會調查項目，充分反映了這個社會現實：『問宗子之收昆弟，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一一宗子或可勉強收族，或竟貧到依附他人，已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一一族已離散，貧無可依，莫明其何族之人，血緣紐帶已崩解斷裂；『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一一父母已無力控制家庭成員，昔日宗子大家長的盛氣已煙消雲散。
  
秦在商鞅變法前，宗法制的殘餘，與宗法有密切聯繫的舊家庭制度的殘餘，奴主父家長的支配權均較多的存在着，社會家庭風俗還比較原始落後，直系小家庭雖然存在，但是並未真正獨立，也未分析到最小限度，這就是商鞅變法改革家庭制度所面．臨的社會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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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五禮通考・嘉禮・飲食禮】。
②  【日知錄】卷一三【周末風俗】。

二、商鞅變法後秦的社會家庭政策
  
(一)分異法與推行最小型家庭制度
  
在宗法制度下，『昆弟之義無分』①。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對家庭制度嚴厲推行分戶析居的改革政策，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②，把家庭單位強令分析到最細小程度，這是對宗法制度的徹底否定。
  
秦的分戶政策自商鞅變法開其端，直至秦末，貫徹始終。這可由下述情況得以證實。首先，秦的名籍一般都記有家庭成員的婚姻、長幼等情況。秦簡【封診式】『封守』條記一個士伍甲家，親屬共四口人，除甲夫妻外，沒有已婚成年男子，有一大女子，還特註明『未有夫』。這說明秦子輩成年尤其已婚大抵是要出分另立門戶的。【封診式】稱：『甲親子同里士伍丙。』從特別註明『同里』，可知父子有不同里者。『同里』是指父子在最基層行政編組中的關係，但是同里並不等於同家，父與成年男子分居，都以戶主身份列名國版。其次，出土秦律『同居』概念尤值得注意。【漢書・惠帝紀】注云：『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也就是說，父母及妻子最近層直系親屬皆不可謂『同居』；兄弟及兄弟之子等旁系間，若現同居共財業者則可稱為『同居』。而秦簡所謂『與同居』、『父子同居』，皆系表示共同生活的財產關係。秦律既稱『父子同居』，可見把父子也列為同居關係，這是秦漢『同居』概念的最大不同點。這反映出秦取最小型家庭形態，至漢小家庭範圍有擴大的趨勢；在秦以夫妻為核心的小家庭下，父子關係比漢較為疏遠，重財產生活關係而不重血統。再次，秦簡【日書】云：『離日……唯利以分異。』對分異規定有可供選擇的良辰吉日，這是因為分異乃當時社會習見之事，所以才成為日者們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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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儀禮・喪服】傳。
  ②  【史記・商君列傳】。
  
漢初仍襲秦分異之風。賈誼說：『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人漢，『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其甚者殺父兄矣』①。【漢書・地理志】云：『河內好生分。』社會上層也流行分異之事，陸賈分財五男事可證。漢初父子分異雖是承秦而來的一種自然社會趨勢，但是政府已不加提倡。漢惠帝令『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②。在社會上也產生了非難分異的論調，賈誼便是代表人物。在一定社會範圍內，家庭組織有擴大的趨勢，自先秦傳下來的舊宗族殘餘勢力也乘機復燃。至漢武時，也只是適應新的社會形勢而強令徙強宗大姓，不得聚族而居，並未涉及小家庭的細分問題。自昭、宣而後，尤其是元、成以降，似以提倡同居共財，封建大家族制已漸形成。東漢則大力宣揚並鼓勵數代同居共財。應劭以為『凡同居，上也』③，『察孝廉，父別居』④，已為世所輕賤而不容。至三國魏明帝詔陳群、劉劭製作魏律，則明定『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⑤。
  
(二)移風易俗的『父子有別』、『男女有別』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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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漢書・賈誼傳】。
  ②  【漢書・惠帝紀】。
  ③  【風俗通義・過譽】。
  ④  葛洪：【抱朴子・審舉】。
  ⑤  【晉書・刑法志】。
  
商鞅第二次變法提出：『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這項改革是很成功的，商鞅也為此最自負。他說：『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①秦的『戎翟之俗』，可從商鞅變法後貴族層中仍然存在的一些風俗來窺知其一二。秦昭王母宣太后，在他的丈夫死後，與義渠戎王『亂，有二子』②。宣太后還曾長期私愛魏丑夫。太后病將死，並令以為殉。足見當時寡婦們有私情人並不受社會的非難。這已是商鞅變法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事了，可以想見當其變法之際此風當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