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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第三，理學的核心是它的政治――倫理學說，在當時具有明顯的兩重性。
目前，學術界基本上把朱熹做為哲學家來看待，主要是研究他的理、氣觀的方法論。這無疑是必要的。平心而論，中國古代真正的哲學運動，是從唐宋理學開始的，理學開創了中國認識史上的新階段。但是有兩點我們也是應該承認的：一、不能用唯物還是唯心做為衡量哲學流派歷史作用的唯一尺度，過去那種認為唯心主義一定代表沒落階段利益、一定起反動作用見解，已被無數哲學史事實所否定。關鍵是要具體分析。二、儒家傳統的、基本的精神是務實濟世，宋代又面臨着許多現實問題需要解決，理學的主體與軸心，是其政治――倫理學說。朱熹講理、講氣，是為了體認綱常倫理的境界，並為之進行論證。朱熹的主要言論，是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提出種種主張，並為實現這些主張而奔走不息。後來因不得志，方轉向著述及教育，重點仍是闡述其政治學說。
問題是新儒學的政治――倫理思想是否只起了有些論者所說的『消極、反動的作用』？是否只能一抹到底？我認為不可如此簡單化。事實上，朱熹的思想具有明顯的兩重性，瑕瑜互見。它既有保守落後、荼毒人心的一面，也有合乎事理、啟人心智的一面。限於本文篇幅，此處僅舉兩例以明之。一、在對金的態度上，朱熹堅決主張抗金，這可說是當時最大的是非問題。朱熹在上孝宗皇帝的【壬午應詔封事】中說：『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29]他的門生憶稱：『先生每論及靖康、建炎間事，必蹙額慘然，太息久之。』[30]不過，在抗金雪恥的具體方略上，朱熹認為應根據形勢採取對策。如他說，北宋時國力強盛，求和是錯誤的。但隨着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南宋的虛弱，他轉而認為不可貿然出兵，應是先自強後北伐。這不是對金態度的變化，他的許多政治主張，都是為恢復失土做準備的。朱熹和當時的陳亮、陸游一樣，都是堅定的愛國者。二、在正君心、振綱紀、化風俗等綱常說教上，是最難令人首肯的。其實，這個問題也應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去理解。我們知道，唐末藩鎮割據，干戈不息，長達六十餘年；五代時期，戰亂頻仍，又有五十餘裁。這除了給社會生產造成巨大破壞外，給政治秩序和社會倫理帶來的混亂也異常嚴重。誠如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所云：『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相沿為故事，到宋祖已第四帝矣。』『蓋自唐中葉以後，河朔諸鎮各自分據。每一節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軍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節。至五代，其風益甚，由是軍士擅廢立之權。……藩鎮既由兵士擁立，其勢遂及於帝王。』所以他說：『王政不綱，權反在下。下陵上替，禍亂相導。藩鎮既蔑視朝廷，軍士亦脅制主帥。古來僭亂之極，未有如五代者。』[31]又如顧炎武云：『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32]因此，如何避免再度出現政治混亂，維持統一局面，大力提倡廉恥名節，便成了宋代社會面臨的嚴峻課題。宋代許多政治家都慨然於道德之亡，大聲疾呼予以整肅。如歐陽修云：『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33]朱熹的綱常倫理思想，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他認為，抗金雪恥、理政恤民都是國之大事，但最嚴重的問題還是人心不正。因此，必須端正人心，首先要正君心、正朝廷。他說：『天下事有大根本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34]他極推崇董仲舒所說的一句話：『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除了正君心，便要振綱記、化風俗，他認為綱紀不振於上，風俗必頹弊於下。朱熹提出的倫理規範不全是用來束縛和麻痹勞動人民的，他自己屢屢申言：國之首務是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只有這些人率先誠意、正心、修身，然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儒家對治理封建國家所作的基本總結之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相當正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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