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宋代的『江湖社會』(6)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宋代的社會性質是一個聚訟已久的問題。中國史學界一般都認為屬於『封建社會』，而國外學者則有以為是『近代社會』的發端者。[1]因為兩種說法不在同一理論坐標體系上，因而沒有發生正面的爭論和碰撞。但是將中國傳統社會一律視為馬克思『五階段論』中的『封建社會』的說法已經受到了挑戰，這也許提醒我們重新審視中國歷史的分期和不同時代社會性質的問題。本文稱宋代為『重商主義』，就是在爭論明晰之前一個替代性的說法。


    司馬遷就是一個重商主義者，他在【貨殖列傳】縷述先秦西漢的『牟利衝動』以後，總結道：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四苤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恰好也是以『水』為喻，用『水之趨下』，來表徵後世市場經濟論者以『看不見的手』改變社會的巨大能量的。[2]邵雍總結宋朝建國有五件事是『唐虞而下所未及者』，首先標舉的就是『革命之日，市不易肆。』[3]把不干擾商業當作和平換代的第一指標。而兩宋漕運的繁榮，正是窺知當時市場經濟的主要指標之一。


    隨着漕運網絡的浸潤，首先是都市通衢內河網交錯，接着是水路或水陸交會點出現新興的商業市鎮，再次是沿岸圩墟市集依次鋪排，那些『與時逐而不責於人』的商販估客亦如水之流轉，晝夜不休，穿梭其間，無孔不入。就像血脈運行於周身，必定會灌注於四肢百骸。他們既已逸出農本社會和家族宗親，故需自成體系。傳統官僚體制除了徵稅及官司以外，亦難以介入。商業從來不會是孤立的個人行為，任何一筆遠程交易的背後，必然都有一個供應和消納體系給予支持，中外古今亦然。這是一個日漸增長的社會空間，就成為傳統體制管理最為薄弱甚至空白所在，所以能生長出新的價值觀念、信仰系統、社交需求、禮儀形式和『自組織』（autopoietic organization）、『自治性組織』（self-management），或『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宋代城市中的各種組織，包括『行』、『肆』、『會』、『團』等，意義功能都和農村大不相同。日人加藤繁對唐宋商業組織曾有深入研究，故不具論。[4]明清時期盛行的以地域或者行業形式建立起來的『會館制度』，即是宋代類似社團的某種延續。新興民間組織除了商業型社團外，還包括娛樂型、互濟型、軍事型、宗教型和文人結社型等多種形態，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有所羅列，可以參看。[5]政治型的秘密社團，應當是這一連串組織中最後才出現的。


    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指出：『北宋十萬戶以上的州、府，宋神宋元豐年間為四十多個，宋徽宗崇寧年間為五十多個，而唐代僅有十多個。』但我據【宋史・地理志】統計，北宋五萬戶以上的府州軍達到122個，十萬戶以上的53個，超過50萬人以上的9個，其中太原124萬，潭州96萬，吉州95萬，贛州70萬，還有成都、漢州、洪州、大名、京兆。[6]奇怪的是連【東京夢華錄】極力描摹的汴梁，和柳永『參差十萬人家』形容的杭州都還未達到這個程度，以今方古，可以想象流動人口在繁榮中心都市所起的巨大作用。


    宋代航運技術的不斷發展，也證實着這方面的巨大需求。商業貿易性海運的發展，促使宋人在使用指南針和海圖之外，船匠也不斷創新。中國的遠洋巨型海船已有四層艙室和水密隔艙。且造船數量龐大，每年造船3000艘，運糧船竟多達6000餘艘。製造了樓船、鬥艦、走軻、河鶻、蒙沖、槳船等，船型多達數百種，標誌着中國的造船技術趨於鼎盛時期。乾道五年（1169年）水軍編制官馮湛打造的多槳船長8.3丈，闊2丈，用槳42支，屬於綜合型的新式槳船。淳熙六年(1179年)馬定遠在江西造馬船100隻，這是一種戰渡兩用船。平時作渡船，戰時作戰船，體現了船舶設計思想的靈活性。嘉泰三年（1203年）池州秦世輔創造鐵壁鏵觜海鶻戰船，能載150人，是一種特別堅固、具有沖角的新型戰船。都科匠高宣造的車船能載千餘人，船長36丈，寬4.1丈。[7]  
世有所謂『李約瑟難題』，此即制度答案之其一乎？




[1] 參內藤湖南（1966-1934）【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其中從貨幣供應的情況分析了唐宋的時代差別，結論是『總而言之，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是讀史者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第一冊，中華書局1992年版，18頁。）法人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著【中國社會史（Le Moude Chinois）】(Armand Colin,Paris, 1990.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譯本)，則逕對宋代冠以『新社會』、『商業帝國』等名目，並稱宋為『一個流動性更大的社會』，因此『人們可以理解一些新型關係的發展：重新集聚和結社的傾向與自我隔離的威脅同樣大，故互助行為更顯得必要了。』『這種互助的必要性不會與文人階級大家族的鞏固風馬牛不相及，這些家族以其組成、道德準則和倫理形成了宋代的新鮮事物之一。』（275-276頁）這些與本文相關的重要論點，都是在以歐洲中世紀作為參照系得出的。
[2] 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曾指出，人們盤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5―27頁） 形象地表述出動機與效果在經濟活動中的錯位，或者說純經濟動機會引出非經濟性的社會效果，這也正是柴榮和汴梁城故事的主題。
[3]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第十八，196頁。
[4]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唐宋時代的市】、【論唐宋時代的經濟組織】等，氏著【中國經濟史考證】（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5] 【中國的社與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惜其未分證唐宋轉型對民間社會的影響。
[6] 【宋史・地理志】每地之下多列崇寧時戶口及人數，大約是行政區劃變更的原因，夔州路、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用的是元豐戶數，而福建路僅列戶數沒有註明年代。以上四路均未標列人數。戶數和人數的比例也極不均衡，如開封府『崇寧戶二十六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平均每戶1.7人；而太原府『崇寧戶一十五萬五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二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八。』平均竟達每戶8人，是一疑焉。差別因素可以考慮的有兵制、家庭結構和流動人口等。又元豐、崇寧都是厲行『新政』的時期，則按戶徵稅問題恐亦原因之一。
[7] 參鄭學檬【技術進步：兩宋航運業發展的動力】。【廈門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


     作者：虬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