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
歷代王朝之所以以富民參與鄉村治理，而不用貧民，不但因為富民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中間層，在社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更因為富民是國家財稅所在，用他們承擔差役，如果稅物丟失或民戶賦稅不能及時、足額徵收到，可以找他們代為繳納。北宋劉摯以為：『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則自重。』或者說，富民『身任其役，則自愛而重犯法』[16](【食貨上五・役法上】)。司馬光則說：『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青苗產充役人者，為其有莊田家屬，有罪難以逃亡，故頗自重惜。今雇浮浪之人充役，常日恣為不法，一旦事發，單身竄匿，何處州縣不可投名?又農家所有不過谷、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17](【乞罷免役錢狀】)此外，在討論弓手時，還有這樣的看法：『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為耳目，有捕輒獲；又土著自重，無逃亡之患。』[16](【食貨上五・役法上】)也就是說，有恆產者才易於為官府利用。那麼，貧者為什麼不能擔當如此責任呢?這是因為，依賴鄉間貧民參與社會治理，或用以加強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這樣的舉措是不能奏效的一一富民不大可能聽從貧民的支派，鄉役人在向民間徵收賦稅過程中，總有一些『釘子戶』(多半是豪橫的形勢戶)『頑慢不時納』[6](食貨六五之七九)。貧民承擔鄉役一般不敢到豪橫的形勢戶家催征，早在中唐時杜甫就有里正、村正等在徵收賦役時『雖見(豪強民戶)面，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的記載[18](【東西兩川說】)，將他們欺貧怕富的心態躍出紙面。
從現存的文獻看，兩宋社會中，中下戶或是情願或是被迫充當官方鄉村精英者也不在少數。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八載，宋孝宗時，太學博士虞儔說：『近來諸縣所差保正長，雖以稅力高下為則，然奸民利在規避役次，於未點差已前，先行計囑鄉書將所管稅力虛立典賣文契，及詭名走寄，官司不究情偽，往往將無力下戶抑逼承認。』中下戶擔任差役，富民詭名逃稅，而官方催逼，自己又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代為繳納，如有代納，就會導致中下戶因此破產逃亡，甚至鋌而走險。這樣一來，不但政府財政會受損，基層社會秩序也因而遭到破壞。出於這樣的考慮，任何政府在制定政策時，都不會完全依賴這些貧民治理鄉村的，而依靠富民催征，貧民一般是不敢和他們抗爭的，即使是收穫不多，但在富民承擔鄉役催稅時，他們也會在威逼利誘下將不多的收穫上繳。因為他們對於富民有着這樣或那樣的依賴性：貧病喪葬、天災人禍，還要依靠向富民借貸來生存。這是他們一般不敢得罪富民的主要原因。司馬光有如下議論，似可備一說：
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A余而不至狼狽也；貧者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A余，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假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17](【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貧富相得，相依而存，或說『彼此相資以保其生』，這或許也是鄉村社會中的一個常態。能夠保證廣大民產按時、足額地完稅納糧，並能在一定程度上教化、管理鄉間中下等主戶和貧弱客戶，保障基層社會秩序穩定，這是國家依賴富民充任官方鄉村精英的真正原因，也是國家制定相關制度的理念所在。進而言之，依賴富民參與鄉村治理，還與兩宋社會發展過程中內憂和外患不斷，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兼而國家將財政權集中於中央，地方財政困窘不堪等因素有關。在宋代，地方行政已不足於加強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治理；尤其是到了南宋，『政府對於地方的統治能力有所不足』[18](P66)。為了國家的持續發展和基層社會的穩定，國家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富民參與到基層社會治理中來。但是，即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於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都極端困窘，國家並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源支付為數眾多的鄉役人的報酬，反而在徵稅派役過程中增加一些額外的負擔[19]。過加大賦稅徵收的力度，將廣土眾民牢固控制起來，防止禍起蕭牆。
宋代這種依靠富民治理鄉村的制度，的確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有學者認為，北宋中期以後，尤其是南宋時期，士大夫已開始越來越多地經營和自己利益密切的地方事務了[1]。士大夫所追求的修齊治平，以前更多的是把精力和目光關注在怎樣治國平天下上，而今則將修身、齊家的理念放在了首位。北宋時呂氏鄉約的出現，范氏義莊的興起；南宋時義役的肇興，社倉的社會救濟效用等等，都說明士大夫階層日益關注鄉村事務了。筆者以為，上述現象的出現，除了緣於宋代有大量士人、官戶生活在鄉間外，更由於北宋中期以後印刷術的發展，使得士人的事跡有更多的可能保存下來，成為後入研究的資料。至於前代類似史跡似乎較少，宋代的增多是否就意味着士人階層對於基層事務的關注增多，增多的程度如何，似應有更為客觀深入的思考。
宋代依賴鄉村富民參與社會治理的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國家財賦收入上的考慮，同時也是依賴富民在鄉間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資源，起到國家權威所不能達到的社會治理效果。這種依靠鄉村富民治理鄉村的制度，自古皆然，只有到了國家權威有完全的能力控制鄉村時，才出現了貧下民戶參與鄉村治理的局面。這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了，兩宋時期的國家權威確實有着極力向鄉村基層社會滲透的意向。但是，在當時交通條件、信息傳播和缺乏有效監控機制等情況下，皇權的觸角卻並不具備支配和動員每一個社會細胞的能力。面對內憂外患，尤其是國家財政的人不敷出，宋代國家鄉村治理的理念恐非只是出於儒家『只是不生事擾民』[20](P537)的考量[21]。只有全面動員鄉村精英，使之成為一級政權，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加大對其監控的力度，國家權力滲入基層鄉村的深度才會更顯成效。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