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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 我們不妨來看一看兩個事異而趣同的例子。
張邦昌在北宋傾圮時受偽楚帝命，受百官拜時只敢東面拱立而不敢面南而坐，任官不敢不加『權』字，用『手書』而不敢用『手詔』，自稱『予』而不敢稱『朕』，受群臣稱『相公』而不敢命以稱『陛下』，金人擬留兵為衛不敢謂可，金兵退不敢不迎哲宗廢后孟氏聽政，不敢不奉還大寶於康王，及至見康王亦不敢不『伏地慟哭請死』。嘗自謂『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帝位乃帝制時代之至尊，邦昌受之卻若臨難，金人甫去立即奉還。雖如此，邦昌已不能為人情所容，不數月即被誅。
宋代諸帝，以高宗為最無恥，前殺士人陳東，後殺大將岳飛，斥李綱等忠良，親秦檜等巨奸，及金兵稍迫，居然乞哀金將：
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大國之徵小邦，譬孟賁之搏僬僥耳，以中原全大之時，猶不能抗，況方軍兵撓敗，盜賊交侵，財賄日K，土疆日蹙，若偏師一來，則束手聽命而已，守奚為哉！自汴城而遷南京，自南京而遷揚州，自揚州而遷江寧，建炎三年之間無慮三徙，今越在荊蠻之域矣。所行益窮，所投日窄，天網恢恢，將安之耶！是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一併彷徨，R天地，而無所容厝，此所以LL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己也。恭維元帥閣下，以宗英之重，行t伐之師，謀略如神，威權不世。其用兵之妙，與皇帝爭驅。遂北平契丹，南取中國，極天所覆，混為一區。此豈載籍所有哉？顧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自此一者。蓋知天命有歸，而欲仰以存一尊之人也。如此，則金珠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學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隸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以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不惜篇幅詳引這樣一篇乞和書，實在是因為它的卑屈無恥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若以今天的觀點來看，作為個人，求生本是一個最充分的理由，作為國家代表，為了『長遠利益』的權且其情也可原，但即便如此，也還總有個尊嚴的界限在。趙構身為傳統時代的一國之主，又懷抱着國亡之巨痛和家破之深仇，而居然認賊為父，其厚顏無恥不能不讓人痛憤！可惜，就是這樣一個最不堪的皇帝，一旦苗劉兵變被廢黜，大臣軍將仍無不如喪考妣。抗金驍將韓世忠得訊，痛哭流涕，以酒酹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
以今日觀之，邦昌誠可憐也，趙構實可惡也，而宋人仍目邦昌為國賊，奉高宗為不可一日無之之至尊，此何事耶？呂好問所謂：『中國人情所向』也！（邦昌和高宗之事，最可見宋人對皇脈的『人情所向』，但僅僅是血脈之尊，則不能盡儒者的『正統』之意。人君之尊，不僅是勢位，更在於『道德』。此即大儒程頤所謂：『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而宋儒亦特以規正人君為己任。）
四
宋代優獎士人而使正統觀念得到強化，這也是華夷之成為嚴防的一個特殊背景。但華夷之防得以激發，則是因為『夷狄』成禍（今天中性化的說法叫『民族矛盾尖銳』），衣冠文物、王朝、『種族』面臨了生死存亡的威脅。
華夷意識在我先民中久已有之（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是），但至唐五代為止並不占統領的地位。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先民對異民族抱持的是一種開放的態度，絕非歐洲史上狹隘種族主義可比。【春秋公羊傳】所謂：『中國亦新夷狄也』，何休解釋說：『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用韓愈的名言，就是『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說明我先民的認同標準在於文化而非種族。這種以文化為本位的態度，本是一種最健康的態度。華夷之防在宋人意識中居於中心位置，是隨邊患加深逐漸形成的。
宋初對外多取攻勢，雖然從歧溝關之役起宋遼攻防已經轉換，但因遼屬燕雲非石晉以後中原王朝之舊疆，而宋遼之役起於宋取燕雲的主動，所以就大勢而言，其時的交攻並不是遼單方面的壓迫，夷狄問題也沒有因此而形成。宋初士大夫不僅華夷意識淡漠，而且不乏『以德懷遠』、『綏之以德』之論。曾任兵部侍郎的趙安仁還專門集『和好』故事，編成【戴斗懷柔錄】。文官之外，宋初武將也多能以持平的態度待『夷狄』。何繼筠備邊二十年，為一代名將，子承矩承父業，『承矩自守邊以來，嘗欲朝廷懷柔遠人，為息兵之計。』在這樣的氣氛下，雖然宋初的立國規模是在征戰中奠定的，當時的宋臣卻多主靜守，反對興師。不僅對『夷狄』，對中原割據方國也是如此。比如宋代首任宰相范質的態度即是『端坐鎮靜，不輕舉動』。開寶二年（969年）宋軍攻太原，太常博士李光贊上疏，認為：『太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少。國家貴靜，天道惡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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