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宋朝的『祖宗之法』(8)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矯失以為得，則必喪其得』

    ――『祖宗之法』的內在矛盾與北宋後期的政治

    （一）

　　宋代強調延續性的『祖宗之法』，使人容易理解為『前朝之法，後朝之規』；而事實上，卻並不如此簡單。特別是政策法令層面的內容，各個階段中變更不已，因時因事的局部調整，屢見不鮮。希望通盤恪守，在實踐中是不可能的。僅以役法為例，太祖太宗朝的作法絕非一概被沿用――有差役，有募役，有熙寧之令，有元v之規，前詔後敕彼此牴牾，聲稱要效行祖宗法度的臣僚們，其實是在各取所需。
　　宋代的『祖宗之法』，既蘊含着防範弊政的根本性原則，又包括着時效性較強的政策法令，甚至囊括了不同方面不同層次的具體規章。這樣一組集合體，內容互有關聯而性質、適用範圍各不相同，無疑難以作為一個整體，適應變化中的政治、經濟、社會形勢而恆定地發揮其主導作用。
　　朱熹在總結本朝政治教訓時曾經說：『本朝祖宗積累之深，故無意外倉促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 [84]
　　宋代設范立制的目標在於防範意外倉促之變，因此而塑就了維繫綿密的精細制度。不幸在矯枉的同時卻又過正，結果適得其反。就內外格局而言，一方面是強幹弱枝，一方面又是守內虛外：
　　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 [85]
　　『無意外倉促之變』則已，遇變即應付無着，正所謂『矯失以為得，則必喪其得。』 [86]
　　內政方面的措置亦是如此。作為宋廷處理朝政的核心綱領，『祖宗之法』曾經被崇奉為天經地義；而其內容界定模糊，不同層次的施為混作一體，解釋日趨僵滯且流於表面化，從而很容易喪失其可能具有的活力，而淪為政治鬥爭中黨同伐異的工具。
　　即如朋黨問題，北宋統治者對於臣僚糾結朋黨的戒惕，恰恰促使了朋黨之議的勃興。作為政治利益群體，『朋黨』範疇之不確切，使其難於查實而易於被利用；同時容易激發情緒衝動，調動群體間的敵對意識，導致酷烈的派系政爭。
　　在宋代，處於社會地位流動、政治風雲變幻的大環境中，士人們憑藉多層面的關係聯結為群體、劃分為派系，相當自覺地構築着交錯蔓衍的關係網絡。無形的社會關係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形成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力量，影響着諸多事物的運行過程。宋代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事件中風雲人物的縱橫捭闔，都潛藏着群體利害關係的作用力。無休止的黨爭既與這種群體利害密切相關，同時，亦與北宋帝王為使臣下『各不敢為非』而鼓勵『異論相攪』的『祖宗家法』有直接關係。
　　熙豐變法之後，從元v『更化』到紹聖『紹述』，再到『建中靖國』，二三十年間政治風雲變幻翻覆。這一期間，所謂『正人端士』立於朝者不少，而卻未能抓住歷史曾經賦予的整奮時機。他們中的許多人雖欲更新政治卻又熱衷於各立門戶，致力於製造清一色的政治局面。『君子、小人不參用』的聲浪，北宋中期以後日益高漲。這種以政治『立場』觀取代理性是非觀，以『立場』劃限定界、甚至解釋一切的思維態勢，使不同的派別乃至個人一概攪入政治旋渦之中，終至使『立場』等同於、淪落為『好惡』二字，從而再無真正的立場與獨立性可言。
　　北宋後期，從朋黨之防到黨籍之禁，逐步升級，愈演愈烈。當時所謂的『朋黨』，經常犬牙交錯，並不是畛域嚴格的團體，而是適應政治鬥爭需要產生、人為推定的『派別』。這只要看看崇寧以來的『元v黨籍』，就完全清楚了。
　　長期以來，宋王朝有意識地強調禮義道德規範，作為政治法制的補充；而且不惜以功利化的手段予以獎懲、刺激。而在詮釋之際，統治集團往往自主觀的善惡、義利角度出發，甚至與現實政治直接聯繫，為『道德』『奸邪』、『君子』『小人』列隊劃線。終極目標與應用手段、評價標準之間出現了深刻的矛盾。在這種背景之下，一方面，手段的膨脹，使其極易與目的發生錯位，『道德』與『刺激』不期然而然地結緣，甚至成為尋求獎賞的工具，所謂『君子』為追求褒揚升遷而力圖彰顯其立場與『德行』；另一方面，在政治氛圍緊張非常的情勢下，即使是正常認識差異、學術文化問題亦可能被人為政治化、道德化。對於『一道德、同風俗』的片面追求，不合理地將道德標準過度拔高、涵蓋一切，結果恰會導致道德實踐的虛偽，真所謂『尊之適所以卑之』。在當時，士大夫個人的道德失落經常受到鄙夷；而政治鬥爭中集體性的道德失落，卻往往隱蔽在道德標準絕對化的高揚旗幟之下。
　　宋徽宗在位期間，儘管一仍前期諸帝說法，自稱『永惟繼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艱』 [87]，但他與所倚重的蔡京等人恰恰拋棄了祖宗一貫注重的謹慎持重政風。持續數年的大規模政治整肅，已經全無是非可言。它將政治上的對立關係推向極端，使北宋賴以立國之『元氣』大傷。無休止的黨派紛爭，使得士人間正常平和的人際關係驟然緊張，破壞了以往派系間的大致平衡；而這種制衡關係，本是趙宋的祖宗之法所着意維持的。所謂的『新法』繼承人，不僅毀掉了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新法，毀掉了不止一代精英人物，也毀掉了趙宋王朝百餘年間養育起來的士大夫政治傳統，最終毀掉了以溫厚寬仁『召和氣』自詡的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