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良賤制度的消亡及其影響

  來源: 光明日報

兩宋時期，伴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古時期森嚴的良賤制度也逐漸被打破。宋仁宗時賦予了私人奴婢編戶齊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後官奴婢制度消亡。無論是在中國封建法制史上，還是從世界中世紀法制史來看，這種取消良賤制度的創舉都是史無前例的，值得進行深入探討。
　　從古代法律的層面上
講，良賤是指兩類人不同的法律地位，賤民的基礎構成是官、私奴婢。自秦至五代，歷史條件不同，奴婢的法律地位也有變化，而相因不改的是官、私奴婢來源與民事權利客體地位。秦漢時期，奴婢改變身份的條件較為寬鬆。秦朝統一後，奴婢制度基本沿用了商鞅變法後的秦律，其特點是：良賤可以通婚;奴婢改變身份的途經較多，如奴婢可因軍功獲得爵位，而爵位可贖免親屬，冗邊五年也可換取一人免賤。漢承秦制，奴婢地位沒有下降。漢初奉行休養生息政策，漢高祖劉邦五年（前202年）下詔：『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漢書】卷1【高帝紀下】）東漢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詔：『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同年八月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民。』這些都說明漢代奴婢身體權獲得了較高重視。
　　魏晉南北朝時期，奴婢的法律地位急劇下降。曹魏時恢復了對官奴婢的黥刑，黥其面以示與良人的區別，這是對西漢廢除肉刑的倒退。南北朝時期，北魏拓跋部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過程中，軍隊攻占一地，戰俘盡為官奴婢，甚至淪陷區的平民也淪為奴婢。隋唐時期，良賤制度更加完善，良賤通過立法更加固定化。【唐律疏議】中涉及良賤身份的律疏近一百條，約占其內容的五分之一。它與國家尊卑等級制度相匹配，將歷代的特權法皆入律，西漢的『上請』、曹魏的『八議』、南北朝的『官當』、隋朝的『例減』，並增加特權法的『贖』，即官員用錢抵刑罰的律條，強調奴婢律比畜產，良賤不能通婚。『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徒一年。』主人殺奴婢的案件，因量刑過輕，引發私刑案件增多，實為奴隸制殘餘與唐初尊卑等級壓迫的禮制融為一體的產物。隨着中唐以後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以及兩稅法的實施，租佃僱傭制在工商業發展的基礎上推進了一步，良賤制度隨之發生變化，典身制類似債務奴婢，不屬於賤籍，不能轉賣。官奴婢勞作達到規定年限後准許從良。因此『兩稅法』推行後的奴婢總量少於均田制時期，但奴婢買賣依然合法。
　　到北宋，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良賤制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詔：『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時檢視，聽其主速自收瘞，病死者，不須檢視。』（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1）太宗、真宗朝，進一步保護奴婢的身體權與生命權，主人不得私自黥面及擅殺奴婢，更不能把奴婢視為畜產估價。仁宗朝，北宋進入改革期，全國普遍執行五等戶制，景v元年（1034年），政府規定商人、佃農、奴婢均為編戶齊民，這意味着壓抑下層百姓權利的種種桎梏得以剔除，而對奴婢生命權的保護亦更加深入具體了。『開封府言舊制，公私家婢僕疾病三申官者，死日不須檢驗，或有夾帶致害無由覺察』。仁宗詔令『今後所申狀內無醫人姓名及一日三申者，差人檢驗』。（【宋會要輯稿】6之31【刑法】）朝廷增設了醫生簽署死亡報告的款項,依法約束雇主。
　　實際上，從北宋建國以來，奴婢的性質已發生質的變化，在正式文獻中，多採用表現僱傭關係的『人力、女使』的稱謂。仁宗嘉v七年（1062年）的『嘉v敕』以法律形式將男女奴婢稱作『人力』與『女使』。其法律地位的變化，亦可通過案例證明。如：至和二年（1055年）宰相陳執中寵妾笞女使迎兒致死，殿中侍御史趙\彈劾『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禮，違朝廷之法』（【長編】卷177）。此事導致京城開封『道路喧騰』，陳執中因而被罷相。英宗時官員劉注，坐刺僕人面，『追三官，潭州編管』（【宋會要】65之23【職官】）。官員打奴婢會斷送前程，表明宋代不再死守高官殘害奴婢依『特權法』的傳統教條。北宋後期，人力、女使法律地位進一步提高，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對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的立法進行了修改，『主毆人力、女使有愆犯，因決罰邂逅致死，若遇恩，品官、民庶之家，併合作雜犯』（【慶元條法事類】卷16）。殺有罪人力、女使為死罪，對比真宗時殺無罪奴婢流三千里，對雇主量刑又加重了。到了南宋，擅殺人力、女使更是唯有死罪。
　　宋朝人力、女使與雇主的『主僕關係』，與以前主人奴役奴婢的關係有着本質的區別。『諸於人力，女使，佃客稱主者，謂同居應有財分者』（【慶元條法事類】卷80）。雇主重視人力、女使的品行優劣，區別對待。司馬光在【涑水家儀】中提到：『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饞、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此為僱傭關係的主流。相反，若雇主品行不端，人力、女使則處於弱勢，因按同居法，有上下之分，尊卑之義。但是人力、女使在契約屆滿後去留自由，不願留者，主僕關係自然消失。
　　與前代相比，北宋官奴婢的數量相對減少，新發現的【天聖令】殘本10卷中廢棄了唐令中不少官奴婢的法令，如被視作畜產的官奴婢賞賜制度、官奴婢的勞役與供給制度、捕獲逃亡奴婢的酬賞制度（戴建國【『主僕名分』與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北宋僱傭奴婢是奴婢的主體，但是官奴婢仍然存在，【天聖令】中，有官奴婢可以作為財產，買賣、轉讓、質舉的內容。仁宗以後，逐漸減少把罪犯籍沒為官奴婢的做法。到南宋建炎以後，籍沒罪犯為官奴婢的制度得以正式廢止。
　　兩宋良賤制度的消亡在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在世界中世紀法制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在中國封建社會也屬難能可貴。與宋代同期的遼、西夏、金、蒙古國皆存在良賤制。明朝時期，商品經濟大為發展，奴婢數量較之金、元大減，但是買賣奴婢的制度並未廢除。清朝從康熙以後諸帝都制定了一些奴婢從良的民事法規，但與宋代奴婢整體地位提高為良人仍存在較大差距，直到清末沈家本修律，與世界近代大陸法系接軌，奴婢制度方告結束。
    （作者郭尚武單位：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