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文史籍的編撰(2)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促使人們編纂建文史籍的原因主要有四點：
一是國史（即實錄）的失實，張萱認為『惟史失其職，故稗官虞初售其欺爾』所以『今記建文事無慮數十家』[10]，錢謙益亦言：『大抵革除事跡，既無實錄可考，而野史真贗錯出，莫可辯證。』[11]這與國史不彰，野史大盛的原因同出一轍，此處不再贅言。
一是彰明忠義的心理使然。在『靖難之役』中，建文朝臣民死難之多，死難之慘烈震動人心，張燧在『革除死難之多』一條中記載說：『我國朝革除，雖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當時死難不屈之臣，上自宰輔，下逮儒紳不具論，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居者。異哉！此亙古所無也。』[12]這種人重名節，士惜廉恥的忠義事跡不僅感動着明代的史學家，也反過來促使他們揮筆汗青之端來表彰忠義。
一是懷舊心理的使然，陶懋炳先生【李贄史論新探】的一段話頗能說明其中的因由，他認為明成祖以下諸帝都是成祖子孫，但是明後期國是日非，士大夫失望之餘，同情懷念『靖難之役』中的失敗者建文帝。於是關於建文帝的種種野史雜說紛至沓來，不逕而走。[13]
一是政策日益寬鬆的結果。實際上，明代官方對建文君臣的態度一直處於緩和之中。永樂皇帝死後，即位伊始的明仁宗便立即釋放了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和各功臣家為奴的建文家屬，給還田土，宥為平民，而且明白地告訴群臣說方孝孺輩皆忠臣，於是『天下始敢稱諸死義者為忠臣』[14]。天順初，英宗復辟，又釋放了被囚系五十餘年的建文帝之子文圭。在這種寬鬆的的氣氛下，弘治初年，楊守陳開始提出應補撰建文朝國史的願望。此後，又不斷有人為改正建文朝史事上疏，這些都促進了建文史籍的編纂。
關於明代建文史籍的數目，無人做過具體的統計，【明史・藝文志】史部雜史類著錄了二十種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雜史類十四種，傳記類六種；清人陳田編輯的【明詩記事】乙`中提到了四十一種。[15]若除去其中鄭曉【吾學編】、何喬遠【名山藏】、吳士奇【皇明副書】、伊守衡【史竊】、朱國禎【史概】等五部綜合性的歷史著述，單記建文朝事的史籍也有三十六部；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中，建文史籍則多達五十九種，當然，這個數字遠遠不能囊括明代所有的建文史籍，但數目已相當可觀。明代建文史籍的編纂可分為正德至嘉靖時期、萬曆時期、萬曆以後三個時期來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