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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讀史網 而且，擅自廢除國家主要機構和官員，這也不符合倫理道德的要求，中國古代的皇帝要想坐穩江山，就不能跳出倫理政治的遊戲規則。雖然，德厚不足以止亂，威勢可以禁暴，沒有暴力強制機制約束而能治理好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單純的以儒治國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當這種倫理道德為這個國家的大多數民眾所接受的時候它就成為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對現政權的態度和關係取決於該政權的活動是否認真考慮了這種倫理道德的存在。國家機器是一種暴力統治機關，它要將所有人、所有階層、集團的活動納入到一種秩序體制的規範約束中，這時它體現出一種強制性，同時國家機器要真正發揮作用還需要大多數臣民的承認、信任和支持（儘管這些人大多數從中得到的實惠有時很少），這時它又體現出一種依賴性。國家對其民眾兼具有強制性和依賴性，這一點反映到現代社會上層政治觀念中就是國家權力來自人民，要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同時要求民眾承擔必要的義務，保護民眾權利；反映到古代社會上層政治觀念中就是一方面宣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另一方面又要求統治階層所代表的國家機器適當考慮廣大民眾的願望和要求，按照社會普遍公認的倫理道德原則活動，簡單來說要上應天心，下稱民願，表面上國家機器是在上天與民眾之間搞倫理調和，實質上是在統治階層和廣大民眾之間搞利益調和，上層統治力量為此要努力為自己的活動尋求一個合適的藉口，披上一件讓大多數人無可爭辯、無話可說的倫理外衣。
總而言之，從政治運作和倫理觀念這兩個角度講，朱元璋要從幾位大臣手中收回政治、軍事、財政大權，就必須採取一種合適的致命的策略。1380年及後來的幾年裡，朱元璋恰到好處地藉助朝臣之間的種種矛盾，採用了誣陷的方法，他以謀逆、謀反、通倭種種十惡不赦的理由把胡惟庸、藍玉、李善長等幾大軍事政治集團一網打盡，殺戮極多，他下詔廢除中書省和丞相，權力分給原來丞相管領的六部，並逐步提升監察機構的權力和地位，同時他力圖不觸動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民眾的利益，使得他這次國家機構的大整頓，國家權力的大轉移、大重組得以和平實現。雖然他的這一大運動造成了很長時期的政治恐怖氛圍，但對朱氏統治具有潛在威脅的功臣政治軍事勢力集團被根本清除殆盡。
經過改造以後的國家權力結構是一種皇帝高度集權之下的各直屬部門之間分權制衡的體制，原有的相權被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和監察機關七大部門分割，各部門既對皇帝直接負責，受皇帝監督，獨立行使職權，又相制相維、相互監督。監察機關可以監察六部，六部也可藉助本部的給事中對監察機關的官員進行彈劾，這種彈劾也可以算作監察機關內部的自我監督調控，有利於防止監察機關濫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破壞國家機構各部門正常的運作活動。
對這種嚴密完善的立體監督機制，曾有不少學者進行過探討。他們對這種立體監察體制的效果進行了評估，肯定它對明初吏治的整肅對明代其後的歷史發展都產生了很大影響。的確，在明朝的歷史上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這種立體監察體製發揮作用的例子，只是我這裡提到的是由國家各主要權力機構共同組成的立體監察體系的作用，而不單是由六科給事中和御史科道官員所構成的監察機關的作用，後者在明代前期曾起過很大作用，到了明代中後期，後者大量參與到黨派鬥爭之中，他們的監察不再以事實本身的是非曲直作為判斷標準，而是根據各自所屬集團、派系的利益作為判斷標準，對明代中後期政治日趨腐敗無能，明朝國力日趨削弱起到了加速作用，尤其是在明後期幾次重大戰爭中的表現更是令人憤慨不已，這是明代言官體系不可迴避的污點。對此可以參照萬明的【萬曆援朝戰爭和明代中後期政局】、趙園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明代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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