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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廣州日報 求治太急用刑太濫
不重證據傷及無辜
朱元璋鑑於元末吏治縱馳，民生凋敝，不惜用重典嚴刑懲治貪官。雖然取得一定效果，但因用刑太濫、不重證據，使許多無辜者受牽連甚至喪命。
在空印案中，枉死者其實不少，官府掌印者並非人人都貪贓枉法，而且『先署印而後書』是明初慣例，也情有可原。正如鄭士利所說的：『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聞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莫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
濟寧知府方克勤是明初有名的廉吏，他生活儉樸，『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為治以德化為本，政績非常突出，洪武八年曾受朱元璋接見。後被人誣陷入獄，即將出獄時適逢空印案發生，因受牽連再次被捕入獄，結果死於獄中。鄭士利之兄鄭士元在地方當官，但並非掌印者，結果也受杖刑並被發配至江浦。
郭桓案的枉死者更多，由於受到刑訊逼供，郭桓等人把一些素無來往的官員也說成是同黨，朱元璋不管有沒有證據，統統格殺勿論，使許多人家破人亡。
在朱元璋親自編定的【明大誥】中，『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種種酷刑花樣百出。又特設『士大夫不為君用』罪，可謂亙古未有。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姚潤、王謨拒絕官府的聘用，結果都被殺頭抄家。朱元璋這種一味殺戮的行為已遠遠超出了反貪的範圍，難怪後人把他視為暴君。
劉基曾勸朱元璋用法不要太嚴峻，他說：『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平遙縣訓導葉伯巨應詔上書時，也說朱元璋有三件事處理得太過分，一是分封太侈，二是用刑太繁，三是求治太急。可惜朱元璋都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
禮樂為先刑政為輔
亂世平世用刑有別
其實，朱元璋也知道僅靠嚴刑峻法並不能根治官吏貪腐，更不能成就『堯舜之治』。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與大臣討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認為：『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朱元璋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說：『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眾；拘索下情而巧偽必滋。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可見朱元璋在洪武初年主張『平刑緩獄』治天下，反對用嚴刑峻法鉗制下民，對推行苛政的『察吏』尤其反感。當然，朱元璋這段話主要是針對治民而言的。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對群臣說：『治天下禮樂為先。或言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徒務刑政，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故禮樂者治民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也。』明確提出禮樂為先，刑政為輔的治國理念。
朱元璋御下嚴峻，用重典治貪，但效果不盡如人意。一天，他對桂彥良說：『法數行而輒犯，奈何？』桂彥良回答說：『用德則逸，用法則勞。』這句話被朱元璋視為至理名言。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已是70歲的老人，他最後一次修改律令，頒布【大明律誥】。這次修改律令主要是將【明大誥】一些條目附載於【大明律】之後，『凡榜文禁例悉除之』，將重典改為『輕典』。朱元璋還親臨午門對群臣講解修改律令的宗旨：『朕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除頑，刊著為令。行之既久，犯者猶眾，故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攝要附於律文各條下。』
史書稱，朱元璋親自編定的【明大誥】之所以多峻令，是『出自一時權宜，非上之本意』。
他晚年頒布【大明律誥】，主要是為繼承者皇太孫朱允勺畔搿Ｋ還對朱允傷黨雋擻彌氐渲餵的原因：『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這句話表明朱元璋認為自己通過數十年的努力，懲治貪官污吏已取得『階段性』成果，繼任者將面臨『平世』，沒有必要像他那樣繼續推行嚴刑峻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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