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與近代清學史研究(5)

  來源: 中國讀史網

五、清代諸學派及學者的評價
清學歷史上存在兩次大的學派爭論：漢學與宋學、古文學與今文學。清初諸大儒一般不分漢學與宋學，漢宋兼采，不標榜家派門戶壁壘。迄乾嘉之際，惠、戴崛起，漢學如日中天；而當時以方苞、姚鼐、劉大為首的桐城派也異軍突起，不僅尊宋學，還以孔孟道統自居。桐城派早與漢學家結怨，尤其姚鼐欲拜戴震為『夫子』而遭戴氏的委婉拒絕，在學林大失面子，終身切齒。及江藩作【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站在漢學立場上，把桐城派排斥在宋學之外。這引起了桐城派弟子的極大不滿，方東樹針鋒相對作【漢學商兌】，對漢學批判不遺餘力，從此漢宋之爭愈演愈烈[55]。
劉氏討論清學之時，不可能不涉及對學派的評價。劉氏並不同意江藩的做法，把桐城派排除在清代學術史之外，準備在【近儒學案】中立『桐城學案』，說明他還是肯定桐城派在清代學術史上應有它的一席之地，至於對桐城派作何評價那是另一問題。劉氏認為，『桐城方氏，精熟三禮，著述斐然，與偽儒之學稍異』，方氏學術雖然與清代理學有所不同，但是與漢學相比，『然皆無足重也』[56]，可見他對桐城方氏的學術評價是很低的。同樣他也沒有充分認識到桐城派在清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影響，『桐城之學，自成風氣，疏於考古，工於呼應頓挫之文，篤信程朱有如帝天，至於今不衰』[57]；『桐城方苞，善為歸氏古文，明於呼應頓挫之法，又雜治宋學，以為名高，然行偽而堅，色厲內荏。姚鼐傳之，兼飾經訓以自輔。下逮二方，猶奉為圭臬。東樹nn，尚類弋名；宗誠卑卑，行不副言』[58]；『望溪方氏，摹仿歐、曾，明於呼應頓挫之法，以空議相演，又敘事貴簡，或本末不具，舍事實而就空文』。[59]這些都足以表明劉氏對桐城派缺乏應有的歷史分析，過於武斷，仍難脫門戶之見，有明顯的『揚漢抑宋』傾向。
劉氏是一位駢文的正宗論者，以駢文為『文』，以散文為『筆』，讚揚他的同鄉先賢阮元與汪中，自己也偏愛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因為阮元早就重提『文筆之辨』，為駢文張目，有汪中以駢文著稱於世，所以他才敢於打出『天下文章在揚州』[60]的旗幟，要與桐城派爭天下第一[61]。事實上，『天下文章在揚州』，只不過是劉氏個人的一廂情願罷了[62]。駢文在清代雖然得到了一些發展，但是學界的主流還是桐城派的散文占主導地位，駢文無法與散文相比肩。由於要爭坐文章『天下第一』的緣故，劉氏對桐城派的評價要持客觀的態度就顯得有點困難了，那麼對於他的『揚漢抑宋』立場、對桐城派存有學術偏見，我們就有了更為深刻的體認。
常州今文經學發端於莊存與，後有劉逢祿、宋祥鳳，均治今文學，而至龔自珍、魏源發揚光大之，到康有為則集大成。常州今文學的興起，有它學術本身自在的原因，梁啓超以『復古為解放』來解釋常州今文學的出現，有相當的道理，當然也是道、咸以來社會政治變動使然。應該說，劉氏認識到了今文學出現有它的學術必然性，是對漢學末流瑣碎無用的反撥，『江南學者，仍守摭拾校勘之學，……然輾轉稗販，語無歸宿，甚至輕易古書，因溈襲謬，而顛倒減省，離析合併，一憑臆斷；且累言數百，易蹈辭費之譏，碎細卑狹，文采黯然。承學之士，漸事鄙夷。由是有常州今文之學』[63]。但他把常州今文學歸入『虛誣派』，而且對今文經學批評近似苛刻，『考其所學，大抵以空言相演，繼以博辯。其說頗返於懷疑，然運之於虛，而不能證之以實；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於學術合於今文者，莫不穿鑿其詞，曲說附會。於學術異於今文者，莫不巧加詆毀，以誣前儒。甚至顛倒群經，以伸己見，其擇術則至高，而成書則至易。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習，經術支離，以茲為甚』[64]。出身古文經學世家的劉氏對古文經學情有獨鍾，在所難免，當然對今文經學就存有門戶之見了，所以他對今文經學與近代疑古思潮的興起以及晚清的政治變革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繫，都沒有清楚的認識。
劉氏早年寫過不少關於清代學者的傳記，顏元是較早被他所關注的一位學者，著有【習齋學案序】、【幽薊顏門學案序】、【並青雍豫顏門學案序】、【顏李二先生傳】。他說：『自宋儒區分體用，政學以岐，講學之儒，漸捨實功。惟習齋先生以用為體，力追三代教學成法，冠昏喪祭，必遵古制。從游之士，肄力六藝，旁及水火、兵農諸學。倡教漳南，於文事經史外，兼習武備藝能各科，較之安定、橫渠固有進矣。』他對顏元學術評價很高，『先生以用為體，即以用為學，身體力行，一矯講學空虛之習。至先生論學，惟存性一編，辟宋儒氣質之說，實開東原學派之先』。對於詆毀顏元之學的桐城方氏、武進湯氏，劉氏認為這種行為無異於蜉蝣撼大樹，『亦何損於先生之萬一哉』[65]。同時他認為顏元之學受到西學的影響，『習齋先生生長博野，地邇燕京，吾意先生壯年必親炙西士之門，備聞緒論』[66]。顏元之所以較早進入劉氏的學術視野，在於顏元之學重『實學』、倡經世之用，與他前期學術旨趣暗合的緣故。
戴震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種地位的確立與近代學者對其的闡揚分不開。錢穆、侯外廬都認為章太炎有首倡之功[67]。章氏確是最早闡發戴震之學的近代學者，不過未及深論，只是開論戴震之學的先聲。比較全面系統地評價戴震學術的應該是劉氏。劉氏最推崇戴震，自承『予束髮受書，即服膺東原之訓』[68]，曾撰有【東原學案序】、【戴震傳】、【南北考證學不同論】、【近儒學術統系論】等論著。他對戴震學術定位極高，『探賾索隱，提要鈎玄，鄭、朱以還，一人而已』[69]，『戴氏之學，先立科條，以慎思明辨為歸。凡治一學立一說，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以辨物正名為基，以同條共貫為緯。論歷算則淹貫中西，論音韻則精窮聲紐，論地輿則考訂山川，咸為前人所未發。而研求古籍，復能提要鈎玄，心知其意。凡古學之湮沒者，必發揮光大，使絕學復明。凡古義之鈎棘者，必反覆研尋，使疑文冰釋。』[70]對戴震之學評價至高，當然桐城派對戴震的批評，在劉氏看來不過是『鄙儒之說，何損於東原萬一哉』[71]。劉氏不僅認同於戴震的『考證』之學，而且也充分肯定其『義理』之學，對戴震以【孟子字義疏證】為代表的義理之學推崇有加，並且他本人還仿【孟子字義疏證】作【理學字義通釋】。
劉氏在其未完的【近儒學案】中，專立有『東原學案』，而把吳派開山大師惠棟納入東原學案的『別出』部分，顯然他認為惠棟之學不能與戴震相提並論，所以【近儒學案】沒有準備專門立有『惠氏學案』，似乎從中可以看出劉氏個人的學術偏見了[72]。由於章太炎、劉師培等國粹派對戴震學術的挖掘與推崇，戴震的學術價值才引起了後來學者的普遍重視。戴震之學的紅火，固然得力於章氏的開啟之功以及20世紀20年代胡適的闡揚之力，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了劉氏的『承前啟後』的重要學術貢獻。梁啓超的【近世之學術】（1904）與【清代學術概論】（1920）對戴震評價前後迥然不同[73]，及胡適著【戴東原的哲學】，應該說均受劉氏之影響。
戴望則是劉氏關注的另一位學者，他作【戴望傳】，視戴望為晚清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浙江德清戴望，中年好顏李之學，著有【顏李學記】，所以劉氏把戴望歸入『習齋學案』[74]，認為戴望學術與顏李之學一脈相傳。戴望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經學家，但是出身古文經學傳統的劉氏卻對戴望的學術另眼相看，『德清戴望，受業宋氏之門，祖述劉、宋二家之意，以【公羊】證【論語】，作【論語注】二十卷，欲以【論語】統群經，精詣深造，與不純師法者不同。』[75]【戴望傳】還指出：『自西漢經師以經術飾吏治，致政學合一，西京以降，舊學久湮。晚近諸儒，振茲遺緒，其能特立，成一家言者，一為實用學，顏習齋、李剛主啟之；一為微言大義學，莊方耕、劉申受啟之。然僅得漢學之一體。惟先生獨窺其全。故自先生之學行，而治經之儒得以窺六藝家法，不復以章句名物為學。凡經義晦蝕者，皆一一發其指趣，不可謂非先生學派啟之也。況復明華夏之防，……蟄居雒誦，不欲以曲學進身，亮節高風，上躋顏李，豈若近儒詁麟經者，飾大同之說，以逞其曲學阿時之技哉。』[76]戴望闡發今文經學的經義，還洞曉華夷之辨，劉氏認為不能與『曲學阿時』的康有為相提並論。
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劉氏清學史研究應該有他的一席之地，不管他的清學史研究以章氏【清儒】為起點，還是其論學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我們都不應該忽視他在研究清學史領域中的諸多創穫，對清代學術演變作了獨特的闡述，提出並實踐了新的學術命題，開拓了清學史研究的新領域，突顯揚州學派的學術地位，這些都是章太炎所不及的。劉氏討論清學史之時，注意到了對同一個對象作多角度分析，往往從『變遷』、『不同』、『得失』視角論述清學，認識到學術不僅存在空間上的差異，而且還存在時間上的區別。在清學史研究方面的學術觀點都比較平實，少有激進之論，也正因為如此，劉師培在晚清學林贏得了不同學派傾向學者的認同，對梁啓超、胡適、錢穆的清學史研究均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可以這樣說，他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影響是深遠的，否認劉氏在清學史研究領域的先驅者、開拓者地位，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作者：李孝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