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博學鴻儒纂修【明史】(1)

  來源: 博覽群書

康熙十八年的特科――博學鴻儒在當時頗受矚目，在清朝歷史上也堪稱盛事。當時錄取的五十名博學鴻儒全都進入【明史】館，纂修【明史】是博學鴻儒參與的最主要的集體活動。徵召博學鴻儒特科，本是清統治者為了籠絡漢族士人、穩固統治的有力舉措。而讓這些博學鴻儒纂修【明史】確為妙招。一方面，鴻儒們進入史館，『位』和『職』都很恰當；另一方面，開局修史是撫慰士人心靈、緩和民族情緒的最佳藥方之一。受到遺民情緒的感染，鴻儒們將修史作為經世致用的一個途徑，帶着強烈的責任感，不辱史官之使命。清廷的權宜之計，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 鴻儒收集史料的貢獻
  
　　史料是修史的基礎。明代【實錄】幾經刪改，各種野史、家乘、筆記記載失實，尤其是明末天啟以後，【實錄】缺載，不少問題眾說紛紜。適值明清易代，許多觸犯民族忌諱的史料未能名正言順地采掇。鑑於此，鴻儒館臣大膽要求不避忌諱、收集史料。總裁徐元文上【請購明史遺書疏】，請求『征遺獻』，聘請明代故老，使李清、黃宗羲、曹溶等故老遺民，各上所著之書。潘耒上【請廣秘府書籍以光文治疏】，請求悉訪民間記載、奏議、志狀之流上之史館。朱彝尊在【史館上總裁第二書】中提出『史館急務，莫先聚書』，他建議讓眾多館臣盡力搜索資料，互相考索，分類編目，或者讓地方官負責收集，送交史官。  
　　纂修【明史】初期，康熙帝政策較為寬鬆，接受了史臣廣徵文獻的建議，不拘明朝遺老，不避忌諱。於是，館臣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求書、購書的行動中。毛奇齡向遺民史家張岱請求將所藏資料借給史館。黃宗羲也通過官抄、捎帶和自獻為【明史】館提供了大量史料。在修史過程中，史臣能合理利用各種史料，考證分析，以反映歷史真實，且鴻儒史臣與眾位遺民及學術大師十分親近，得到他們暗中襄助，所以能搜羅到價值較高、內容豐富的史料，這為後來【明史】纂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 史書體例的學術爭議
  
　　開館後，鴻儒認為以往私家修史強於官修的原因就在於體例的統一，為了儘量避免官修的諸項弊端，強調應充分重視體例。開館逾月，未見頒示體例，朱彝尊便迫不及待地上呈【史館上總裁第一書】，指出『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繆』。鴻儒注意到明代有許多前所未遇的情況，朱彝尊指出『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並特地指出明代與前代有異的眾多問題，『勸立土司傳，以補前史所未有』。湯斌主張本紀當效法【宋史】，因事定例，簡而有要，並提出了一系列具體原則。  
　　【道學傳】的設立與廢除，是史館中爭論的焦點。是否設置【道學傳】涉及對王學的定位，故【道學傳】的廢置，實際上是思想史上的爭論在【明史】編纂體例中的體現。當時，【明史】總裁徐元文、徐幹學兄弟深刻領會到了最高統治者尊程朱、貶王學的意向，主張設置【道學傳】，把他們認為是程朱後學的人收列進去，而王學及其末學則置於【儒林傳】。但史館內外大多不同意設置，且角度和立場各不相同。後來，黃宗羲所作【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由湯斌出示史館中人。黃氏對徐氏兄弟的【修史條議・理學四款】一一駁詰，最終促使徐氏兄弟放棄設置【道學傳】。  
　　鴻儒關於修史尚有許多有價值的建議和思想，如建議不立年限、從容編纂，天文、地理等專業性較強的志傳，要請專家分任、檢閱等，這都對當時的修史產生過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