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古國家的產生及特徵(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摘 要] 傳說中的五帝時期是中國上古國家的形成階段，這一時期經歷了一系列國家制度的建設：第一，部落與部落的聯合，並由此形成王國；第二，按地域劃分部落，天子巡狩和方國朝覲是王國秩序的象徵；第三，族卿族祿的官僚制度；第四，早期刑罰制度；第五，以上帝為核心的多神政治信仰體系。夏商周王國正是在此基礎上發展演變的。
確定中國上古國家的起點和產生過程，可以採取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方法：或是從已有的理論模式出發，然後在文獻資料和考古學資料中搜尋中國國家的起點；或是從史料中歸納總結中國上古國家的起點和特點，然後總結出中國上古國家的內涵。前者是歷史哲學的方法，即從一個邏輯起點作演繹的工作，這種研究方法具有相當大的主觀性，並經常導致巨大的意見紛歧，近半個世紀以來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激烈爭論足以為鑑。比如，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也有的學者主張中國古代是亞細亞社會。結論雖異，但學術方法相同：從既定的理論模式出發，從歷史文獻中搜尋可用的證據。這種研究方法的弊端顯而易見：削足適履。後者是歷史科學的方法，既從已有的研究資料出發，經過史料甄別辨偽和歸納分析，得出個案的結論。這種研究結果具有客觀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在相當大程度上具有實驗的性質。其不足之處是只見一點，不見一般。特別是，如果沒有一個宏觀的研究視野和學術定位，其研究成果的意義和價值會大打折扣。鑑於國家問題具有強烈的理論特徵，我們將首先對相關的理論略作討論，然後再對中國國家形成的相關資料予以分析。

一、有關中國上古國家的理論

學術界有關中國上古國家的理論，大體說來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功能性的闡發，另一種類型是結構性的分析。
對中國上古國家功能的判定，學術界大多是從關於國家的普適性原則出發，這一普適性原則包含兩個截然相反的命題：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相反，國家是超然於社會各階層之上的協調各階層利益和關係的工具。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大陸學術界強調國家是階級矛盾的產物和階級壓迫的工具。這種觀點的來源則在『經典』著作中。恩格斯曾說：
『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①
"國家……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②
近二十年，隨着開放政策的實施和學術環境的改變，學術界開始關注國家職能的另一方面，即國家作為一種公共權力調節社會各階層利益和管理社會的功能。這一理論的原型仍可從『經典』中找到：
『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複着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着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①
既然是『公共權力』，無論在本質上或在形式上，要具有超越階級和社會階層的傾向。實際上，『對立』論和『公共』論並非絕對不能調和，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中越來越多的人同時注意到這兩方面的作用，並努力將這兩方面的功能綜合起來，認為國家是這雙重功能的統一體。
功能離不開結構，因為籠統地討論功能會使國家的定義過於寬泛，有可能混淆對作為個案的不同歷史時期國家的認識和分析。所以，有學者指出：『僅有這些原理，還不能幫助人們去判斷歷史上的某個形態是不是國家。』②謝維揚教授對早期國家，尤其是中國早期國家作了專門研究。他總結了文化人類學有關早期國家的研究成果，提出早期國家具有如下特徵。第一，早期國家擁有一個中央集權的最高政治權力中心，或者稱之為統治者或統治集團。他借用基辛（Ｒ. Ｍ. Keesing）的話說：在這個制度的頂端是一位國王，國王形式上統治整個社會，他既具政治權威又具神聖性，國王授權給頭目管理各個地方。第二，早期國家擁有與其中央權力的實施相適應的行政管理和政治機構，包括官署、軍隊、監獄等。辨別一個社會有無正式的行政機構存在的標誌之一是稅收，沒有稅收，國家機器無法維持。第三，早期國家社會分層高度發展。社會分層大致相當於通常所說的『階級分化』，其細微差別在於它還不肯定社會分化已導致真正的階級產生。第四，早期國家有針對某個固定地域實行統治的概念，即早期國家具有領土觀念。只要是在其領土內生活的人，它都有管轄權。第五，早期國家有支持其合法統治地位的國家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公開的，對大眾有巨大影響力。此外，早期國家直接從原始社會演化而來，是這一演化發生後的最初階段③。顯而易見，早期國家與我所說的上古國家是同一概念，都是指繼原始社會之後的國家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