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四部籍與中古後期社會的文化情境(5)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中古時期，中外多種宗教在敦煌等西陲地區共存共榮，是世界古代歷史上僅見的現象。說這裡有多元的宗教文化生態，不僅是指當時世界幾大宗教（佛教、道教、景教、火n教、摩尼教）的經典都見於敦煌文書，尤其是當時西域各宗教在敦煌等地都置有祠寺為弘教據點，有的還在當地吸收法徒。有些敦煌卷子，還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唐代中後期西北地區多民族宗教生活及雜信仰的一些有趣事相。如藏文卷子【苯教喪葬儀軌】（P.T.239號）之『靈魂回向文』，出現『地獄』、『餓鬼趣』、『畜牲趣』、『人趣』、『天趣』、『無量宮』等佛教名詞；『溫洛回向文』曰：『依止三寶，發善惡，念善神咒。……戰勝閻王的魔鬼及三界中的一切敵人。』同佛教原文已經沒有什麼區別[39]。可知公元8世紀以後，佛教經義已滲入吐蕃古老的苯教儀軌，苯教喪葬儀軌進入佛教化過程。陳寅恪指出，敦煌本漢文【金光明經】，以及【金光明經】西夏文譯本、畏兀吾文譯本、吐蕃文譯本等，在本經之首均冠以【冥報傳】。陳氏揭示說：『斯蓋當時風尚，取果報故事與本經有關者編列於經文之前，以為流通之助。』[40]借相關的果報故事推動【金光明經】流通的做法，或起始於漢地釋門，吐蕃、回鶻、西夏各族釋門隨後從而效之。這個事實透露中古華夏西北各族的佛教信眾們，相信業緣果報的心理是相同的。
又如【唐朝年代紀】殘卷（S. 2506號）存開元九年至天寶十三載（721―744）間大事，並在每年之下紀甲子名及所屬五行。這樣的體例寫法不見於編年體史籍。王國維揭其為『術數之家』所編，『蓋占家所用歷，以驗禍福者，非史家編年書也』[41]。敦煌【靈棋卜法】殘卷（P.3782號）記載『二上三中二下』卦象占辭：『上下俱安，心不生奸。坦然無憂，勿信流言。』黃正建據四庫全書本【靈棋經】，揭其乃唐人李遠由長安赴閩至泗川，向術士李安問卜得此卦辭[42]。宋開寶七年（974）【批命書】殘卷（P.4071號）署曰：『靈州大都督府白衣術士康遵課。』卷尾稱：『上有廿八宿十一曜行度，十二}神、九宮八卦、十二分野，總在其中。』饒宗頤揭白衣術士康遵當出自撒馬爾罕的康居國，宋初寓居靈州都督府中，都督衙門安置他為人批命。康遵便利用【聿斯經】之十一曜為人推算本命、批流年。十一曜被用於祿命，可知舊天文學與術數分不開[43]。以上三個殘卷揭示唐宋之際，舉凡世間人事、靈棋卦象、十一曜天象等，俱可用以占卜禍福，顯示民間祿命類雜信仰，方法趨於多樣。
敦煌丁部籍對於中古文學史研究助益甚多。其犖犖大者可舉三端：（1）章回小說及彈詞源頭浮現；（2）唐代通俗詩一脈的源頭浮現；（3）詞（長短句）起源之釐清。
敦煌寫本【佛曲三種】之二【維摩詰經文殊問疾品演義】（羅振玉藏見【敦煌零拾】），文體仿效佛經之長行間以偈頌，為散文與詩歌互用。溯此文緣起，蓋自六朝之世【維摩詰經】漢譯後，維摩詰居士的生動故事便得滋乳流傳民間，形成散韻相間的演義。以後傳行既久，又發生衍變：『其散文體中偶雜以詩歌者，遂成今日章回體小說，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詩歌合體者，則為今日之彈詞』；而佛典【維摩詰經】，實為『演義小說文體原始之形式』，就文學流別而言，本經與演義『為同類之著作』[44]。陳氏且指出，中國早期小說題材『大抵為佛教化』。近古章回體小說、近代彈詞等說唱藝術形式的源頭，由此浮現。
唐代民間盛傳的梵志詩亡佚已久。敦煌的【王梵志詩集】殘卷（P.2718、P.3266、P.2914、S.778、S.5441等號）將其五言通俗詩風重現於世：口語式的詩句，格言式的韻文，愛憎分明，意味雋永，琅琅上口，通俗易懂。它的語言音韻、題材立法以及創作方法、文學思想，上承【詩經】、漢【樂府】以來的現實主義詩歌傳統，下啟元白新樂府運動以至晚唐皮日休、羅隱、杜荀鶴等人的通俗詩。初唐（王梵志創導）的通俗詩文學樣式，經中唐至晚唐，發展線索一脈相承。從中清晰地顯示，元稹的『刺美見事』（【樂府古題序】），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作，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等文學主張，以及『婦孺能解』的文學追求，均可見梵志詩的深刻影響，是以梵志詩的文學理念和創作實踐為先導的。自【詩經・國風】篇至晚清通俗詩，在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燦爛星河中，梵志詩是座耀眼的里程碑。
詞的起源問題自宋代以來即眾說紛紜。一般持中唐說，另有盛唐說、隋說、六朝說，也有晚唐說[45]。敦煌本【雲謠集】（P.2838+S.1441號）及大量曲子詞殘卷，揭示早期曲子詞的種種真相。【雲謠集】收曲子30首。王國維指出其中等8個曲調見於唐・崔令欽【教坊記】，『固開元教坊舊物』[46]。林玫儀舉出若干包含有詞作時代信息的詞句，如『征衣才縫了，遠寄邊隅』（）、『戰袍待■，絮重更薰香，殷勤憑驛使追訪』（）以及『每歲送寒衣，到頭歸不歸』（）等，揭示『送征衣』是府兵制時代特有的行事，相關曲詞『為天寶晚年以前的作品，應無可疑』；並由此斷言『詞成立於盛唐』『確然有據』[47]。【雲謠集】中有二首，兩詞句法和用韻各不相同，可見唐人詞律甚寬。在唐末，詞型尚未固定，同一詞調用韻及句式還相當自由。饒宗頤指出敦煌卷子中的『詞』字，泛指曲詞、詞文、變詞、章曲等，幾乎就是講唱文學之統稱；而長短句之體式，又為樂府、佛贊、變文所共有。這種情況顯示着『詞』體初興時代的特點。曲子【怨春閨】（P.2748號）：
好天良夜月，碧霄高掛。羞對文鸞，淚濕紅羅帕。時斂愁眉，恨君顛罔，夜夜歸來，紅燭長流雲榭。 夜久更深，羅帳虛薰蘭麝。頻頻出戶，迎取嘶嘶馬。含笑闔，輕輕罵。把衣蕁Ｘ夏徒鷸Γ扶入水精簾下。
饒氏稱此為『敦煌曲子中偶見的抒情之作，其疊字技巧尤勝，已開散曲先河』，更將元代盛行民間的文學樣式――散曲的源頭，追溯到敦煌寫卷了[48]。
東晉南朝時期，向民眾彰揚經義法理的釋門聲業大盛。佛寺的經師、唱導師運用『升降曲折』的聲調和『清靜哀婉』的曲調（共為聲業之聲部），轉讀佛說經典，贊唱法緣事理（共為聲業之文部），『以聲糅文，聲文兩得』。文部之非佛經的法緣事理詞文，到唐代發展出一種宗教文學的獨立體裁―佛贊。佛贊的長短句體式雖然與後來所謂的『詞』體相同，但佛贊在敦煌卷子裡多為專集，與『詞』已『分道揚鑣』（饒宗頤說）。聲部『七聲』的考校導致漢語聲調（五聲或四聲）規律和反切法的發現；聲部的『佛曲』以傳統樂府和民間樂曲為母體，融入天竺『唄匿』的『清靜佛性』旋律，創生中國化的『佛曲』―梵唄[49]。
章回小說、白話詩、曲子詞等新興的文學體裁樣式，佛贊加梵唄的新『文藝』樣式，相繼產生在中古後期（晉唐），萌芽於釋門的法集齋會（佛經演義和佛贊梵唄）、宮廷的教坊梨園（曲子詞）以至民間鄉里（白話詩），並非偶然現象。這些新文學藝術樣式如此集中地萌生，乃是中古貴族化社會向近古世俗化社會的歷史過渡在文學上的反映。它順應中古由身份性社會向非身份性社會演進的大勢。在良賤制度和人身依附制度普告弛解的時代，新興的庶民階層也需要他們看得懂聽得懂的文學藝術作品。這幾種內容與形式都貼近民眾的文學新樣式的湧現，意味着中古後期文學向着『人學』本質的回歸邁出堅實的一步。
敦煌醫藥典籍、天文曆法卷子，揭示唐代醫藥學與科技領域的偉大成就，生動地展示出中國中古時代科技文明達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