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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第三，武王講話內容。從修辭學角度看，武王講話使用了互文的修辭手法。所謂互文，就是上下文意互相補足。那麼武王講話可以還原為『爾多子[與爾百姓]其人自敬，助天永休於我西土，[爾多子與]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結合以上兩點對武王講話的理解，可以很自然地明白，武王的意思是要求殷遺民中的王子王孫與世家大族之長順從天命，在周人的西土永遠地安居。如果這一理解不誤，那麼武王講話實際上涉及了西周初年的一項重大歷史事實，那就是武王將一部分殷遺民上層分子遷移到了西土。
既然如此，武王實施將殷遺民遷居西土的政策是在什麼時候呢？李學勤先生認為【商誓】之作是在武王居於殷都的幾天期間，那麼這一政策的實施就應當在武王居於殷都之時。但這個判斷仍嫌寬泛，據【世俘】與西周初年青銅器利簋的記載，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戰後的第八天辛末日便到了管，即今河南鄭州。在此期間的戊辰日『王立政』。從『王立政』的前一天丁卯日上推至牧野之戰的甲子日是4天，從『王立政』的後一天己巳日下推至武王在管的辛末日是3天。在前一個階段，武王進行了牧野之戰、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封聖王之後等多項工作。在後一個階段，武王先是行進在從商都到管的路途之上，後是暫駐於管。從商都到管，即從今河南淇縣到今河南鄭州，直線距離大約是105公里。以當時每天35公里的行軍速度，武王大約需要三天時間。【13】從武王行程看，【商誓】之作當以『王立政』的戊辰日有較大可能性，也就是說將一部分殷遺民上層分子遷居西土的政策，很可能是在『王立政』的戊辰日發布並實施的。
（二）史牆盤記載的武王將殷遺民遷居西土的史實
上文揭示的【商誓】所載武王在牧野之戰勝利後離開商都時將一部分殷遺民上層分子遷居西土的史實，可以得到西周青銅器史牆盤的證實。史牆盤云：
（5）靜幽高祖，在微靈處。雩武王既〖屮戈〗殷，微史烈祖乃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宇，於周俾處。（西周中期，【集成】16．10175）
史牆是西周恭王朝的史官。在盤銘中史牆在依次歌頌了從文王到當朝天子恭王的功德後，又歷數了自己先祖事跡。此處所引是其家族前二代事跡。唐蘭先生對該段引文所涉史實的理解是：『牆盤敘述他的高祖原在微國，烈祖微史是微國人而作史官，在武王克殷後來見，武王命周公給他土地，住在岐周。』【14】這一解釋為多數學者所遵循。
依據銘文記載，結合與史牆盤同出青銅器銘文中多有日名等文化現象，學者公認史牆所在微氏家族應當是在武王伐紂勝利後就歸順了周人並且被安置在西土岐周的殷遺民。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學者間存在不同看法，比如：史牆的高祖、烈祖是誰？二者與商紂王的庶兄微子啟及其封國微有何關係？大致說來，主要有三種解釋：
一是認為史牆的高祖是微子啟，烈祖是微子啟之子，代表學者是徐中舒。【15】二是認為『微史烈祖……是商王武丁之子祖己的後裔，是商末微子啟的史官』，『微史烈祖……僅是微子啟的史官，而非微子啟之子』，代表學者是劉士莪、尹盛平。【16】三是認為史牆之微為姚姓，商末時其地望在今山東壽光，與子姓的微子之微沒有關係，代表學者是黃盛璋。【17】
黃盛璋先生的解釋，一個主要支點就是西周青銅器叔{爿〖已矢〗}父簋銘文『牧師父弟叔{爿〖已矢〗}父御於君，作微姚寶簋』。黃先生認為『微姚』是父方之氏+父方之姓的女子稱謂，因此斷定微為姚姓，進而得出姚姓之微的地望在今山東壽光，與地望在今山西潞城縣東北的子姓之微無關的結論。其實，西周時代女子稱謂問題較為複雜，除了父方之氏+父方之姓的方式之外，還有夫方之氏+父方之姓、父方之氏+夫方之氏等多種方式。【18】比如西周晚期有一件銅盈蓋，其銘文作：『吳母作微姬旅S』，其中的『微姬』，組合方式與『微姚』的情形類似，『微姬當為姬姓女子嫁於微者，而微姚可能是姚姓女子嫁於微者』【19】。由此可以肯定姚與姬不會是微國之姓。既然微不是姚姓，那麼黃先生的解釋也就失去了基礎。
劉士莪、尹盛平的解釋，立足點主要在於與史牆盤同出的商尊、商卣銘文中的族徽『冀』。二位先生據【齊觚陶齋】著錄的一件署以『冀』族徽的銅鼎銘文中有父癸、祖丁、帝己，從而認為該家族先祖『帝己』就是武丁之子孝己，或稱祖己，因此得出史牆所在微氏家族出自孝己而與微子啟無關的結論。但是，二位先生顯然忽略了如下問題：第一，商尊、商卣雖然與史牆盤同出一窖，但其所屬與史牆之微氏，是否同一個家族？第二，如果按照二位先生的解釋，微史烈祖僅僅是微國的史官，與微子沒有近親血緣關係，那麼何來史牆之子〖疒d〗自稱微〖疒d〗、微伯〖疒d〗或微伯的以國為氏呢？【20】在這兩個問題之外，二位先生的立論基礎也存在問題。所謂【齊觚陶齋】著錄的那件銅鼎，在【殷周金文集成】中的編號是4．2368，其銘文作『口婦尊示己祖丁父癸』，沒有族徽
『冀』。因此何景成先生說：『在誤植銘文族徽之後……追溯微史的家世就難於成立。』【21】
與上述兩種觀點不同，徐中舒先生作出的史牆高祖是微子啟，烈祖是微子啟之子的解釋，能夠照顧到各方面的關係。朱鳳瀚先生在徐先生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道：『微氏出身為何，學者意見歧異，諸種見解中，似以將「微」釋作微子之微較為妥當。徐中舒先生認為，牆盤所謂「青（靜）幽高祖，在微靈處」，即是講微子啟的情況，與【史記】所載微子啟數諫紂王不聽，因而退隱之際遇符合。「靜幽」、「靈處」皆取幽隱退遜之意。頗有道理。盤銘所言微史烈祖，可能是微子之子輩，其家族當是微子宗族之小宗分支。所謂微史，即是史官，當是在受周武王封土後即任周人之史官，故有此稱。』【22】既立足牆盤銘文，又結合文獻記載；既參考商末政治形勢，又符合商周命氏原則，因此這一解釋是可取的。
既然如此，就可以肯定這樣一件確曾發生的史實，史牆『在微靈處』的高祖是微子啟，史牆的『微史烈祖』是微子啟之子，他們在武王伐紂勝利後投降了武王，後者被周公安排在岐周居住。這一史實表明，將殷遺民上層分子遷居西土的措施，早在武王時代就已經着手實行了，這與【商誓】所載武王講話『爾多子其自敬，助天永休於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基本吻合。
（三）周原卜辭等史料記載的武王將殷遺民遷居西土的史實
與『微史烈祖』境遇類似的還有箕子，周原出土的甲骨卜辭云：
（6）裳[衣]雞[箕]子來降，其執厥吏。
在旃，爾卜曰：南宮治其胙。（H31：2）
與史牆追述自己先祖事跡多有隱諱之辭不同，周人對箕子事跡的記載則直截了當，即箕子投降了周人。陳全方先生認為：箕子投降周人『當是武王滅殷後之事』【23】。顏師古注【漢書．五行志】云『箕子，紂之諸父』【24】，也就是說箕子在『多子』之列。對箕子投降周人之後的境遇，【尚書序】云：『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於歸。』【25】作為『多子』一員的箕子，先是投降武王，後又被武王帶到西土，其經歷與史牆『微史烈祖』類似，這更加印證了【商誓】所載武王在牧野之戰勝利後離開商都時，將一部分殷遺民上層分子遷居西土，是確曾發生的史實。
被遷居西土的殷遺民上層分子，在微子之子、箕子以外，可能還有一些世家大族。比如著名的『戈』氏家族，陝西長安縣普渡村出土的蘸B（【集成】15．9822），其銘末署族徽『戈』。陝西扶風五郡村出土的作父辛簋，銘末也署以族徽『戈』。【26】另外，署以『戈』族徽的商末周初的青銅器還出土於陝西涇陽的高家堡、耀縣的丁家溝、扶風莊白村與張黃村等。【27】『戈』氏族是商王的同姓親族，『在殷晚期已有若干分支，大抵集中居住於殷墟及其附近地區』【28】。
再如著名的『冀』氏家族。署該族徽的銅器除了與史牆盤同出一個窖穴的有晚商形制特徵的商尊（【集成】11．5997）、商卣（【集成】10．5404）外，還有陝西長安縣灃西大原村出土的有晚商形制特徵的父癸尊、子尊，【29】甘肅靈台白草坡出土的西周早期的子麥作母辛尊（【集成】11．5910）。關於該氏族屬問題，學者之間存在較大認識分歧。代表觀點主要有：子姓、姜姓、商人異姓國族、東夷族系，等等。除個別學者，多數學者認為該氏無論與商人是否同姓但應當在商民族共同體之內。【30】
『戈』與『冀』或是商人家族，或包含在商人共同體之內，商末時都居於殷地。然而西周早中期他們的器物卻分布於西土，【31】那麼這些器物是如何到達西土的呢？無非有兩種可能，一是作為戰利品被周人帶到西土，一是其主人被遷居西土。雖然第一種可能不能完全排除，但由牧野之戰後武王仍立武庚續守商祀的史實，以及西周早期某些帶『戈』、『冀』族徽的銅器銘文所示器主與周王關係親密看，筆者認為第二種可能性較大，也就是說這兩個家族被遷居到了西土。既然如此，他們是在什麼時候被遷居西土的呢？也有兩種可能，一是在武王伐紂之時，二是在周公東征之時。筆者認為第一種可能性較大，因為傳世文獻對周公東征時瓜分殷遺民給衛、魯等國的史實有較多記載，但唯獨沒有將殷遺民遷居西土的明確記載，所以可以排除兩個世家大族在周公東征時被遷居西土的可能。如果推測能夠成立，那麼他們應當是與微子之子、箕子等人一同被武王遷居西土的，而【商誓】所載武王講話提到的與『多子』相對的『多生[姓]』裡面，可能包括像『戈』這樣的大家族之長及其統屬的族眾。與此同時，在『多子』、『多姓』之外，還有像『冀』這樣的雖未必是子姓商人但包含在商人共同體之內的世家大族。
史牆盤中的『微史』、『史牆』等稱謂，以及『木羊冊冊』等徽幟，表明隨武王西遷的微子子孫，世代在周王朝擔任史官之職。蒜B、作父辛簋；商尊、商卣、子麥作母辛尊等銘文表明，『戈』與『冀』兩個殷遺民家族也有較高的政治經濟地位。這些都與武王要求『爾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於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的情況相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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