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朝貢與冊封制度

  來源: 作者：逸江南

在近代國際關係體系之前，地球上還沒有全球性的國際體系，只是存在着相互隔離封閉的區域性國際體系。就地緣關係和相互接觸作用性來說，古代東亞地區的確存在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就是由中國歷代中央王朝與周邊國家長期外交關係互動而形成的『朝貢―冊封』秩序。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勢力相對強大的政權，為了保衛其核心地區的政治安全，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的『朝貢―冊封』秩序。朝貢的範圍所包含的具體國家，隨着時代的變遷，會有相應的縮小或擴增，但其基本地域並無多大出入。『朝貢―冊封』秩序所涵蓋的範圍主要包括：東邊的高句麗、百濟、新羅等朝鮮半島國家、琉球群島及日本列島（其中日本與體系互動是間接性的）；西邊經河西走廊『絲綢之路』的中亞、西亞的愛烏罕、浩罕王國等諸國，南邊主要包括安南、緬甸、老撾、柬埔寨。『貢封秩序』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先秦為萌芽、孕育時期，漢唐時基本確立成型，宋元時期進一步充實，明清時成熟完備達到頂峰，然後由盛而衰，並最終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為『條約體系』所取代，壽終正寢。

古代歷代王朝處理對外關係的『貢封秩序』，經過千年多的，多種形式的發展，衍生出古代區域性國際體系的外交規範和制度。

『懷柔遠人』『尚德抑武』的和平主義不干涉政策

中國古代外交思想深受孔孟的『仁』『義』『禮』 影響，強調大國要對小國施之以禮，不欺壓和威脅小國的生存。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懷柔遠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來表達自己仁慈的胸懷。維持『貢封秩序』的主要責任是由中國來擔負，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它對四方八面具有權力，去進行軍事侵略、政治控制、經濟掠奪以及文化滲透。武力擴張征伐，徒損耗國力，陷入安全困境而不能，同時還形成邊際效應，帶來沉重的經濟社會負擔。除極短暫的一段時期里中國對周邊國家的武力征伐外，大部分時間，在『貢封秩序』下，維護了和平的局面。

漢朝由於對朝鮮興兵動武，損兵折將，消耗糧餉，遭受重大損失。司馬遷在【史記・朝鮮列傳】中寫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河誣功，為兵發首……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帥莫侯。』隋朝時期的楊廣覆滅，與對朝鮮半島的年年征伐有着密切的關係。故『馭夷之道，守備為上』，宜採取【春秋】『來而不拒，去而不追』之道。可見，即便是漢武、唐宗之偉業，也不是依託軍事征服，他們在軍事打擊之後多班師回朝，退回原地。相反，在西方歷史上，只要有強大帝國的出現，必然伴隨着一系列的軍事征服與遠征，無論是亞述帝國、羅馬帝國還是後來的奧斯曼帝國，皆是如此。

文化制度上的吸引與歸依

『貢封秩序』 所構築的東亞國際秩序維護，一方面來自中國強大實力的存在，另一方面，周邊國家主動融入這種秩序，內化吸收當時先進的文化制度。換言之，周邊國家是否願意接受朝貢與冊封，決定權不在中國，而在朝貢國一方，大部分時候他們是主動融入朝貢冊封體系之內的。『內聖外王』『天人合一』等儒家文化制度的根本精神對周邊國家有着深遠的影響。周邊國家大多『事大至誠』，以『藩邦』自居，謹守『臣節』。一種秩序抑或體制的存在，與文化有着密切的關係。東亞的主體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對構建東亞自己獨特內涵又不失現代性本質的東亞文化發揮着重要作用。在『貢封秩序』下，中國周邊國家處於儒家文化的輻射範圍之內，東亞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儒家文化圈』。文化制度上的吸引與歸依，使得周邊國家深深嵌刻着儒家文化的印記。

在唐朝強大的國勢影響下，東北亞的日本、新羅、渤海國等積極效法內化中國的文化制度。周邊國家大體上都仿照中國建立封建統治體系，推行儒家的統治思想。鎌倉時代以前，日本的早期儒學主要受中國原始儒學和漢唐經學以及朱子學的影響。同樣，韓國學者也普遍認為：『至今，儒家在韓國社會中仍占有絕對的比重。儒教不僅僅改變了人們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會構造、習慣、制度也發生了大的變動。』

強調『和』的鬆散脆弱的中心―外圍權力結構模式

古代中國標榜自己為『正統』 『中心』，而分布在周邊的地區、國家則被稱為『蠻夷』，形成一種『統而不治』帶有鮮明藩屬關係的中心―外圍權力結構模式。這種結構主義範式對一個處於相對封閉的獨立區域性國際關係體系而言，其本質結構固然是一種不平等的關係，中心國家處於支配地位，而外圍國家則處於從屬地位。

但不可否認的是，一方面，這種權力結構模式相當鬆散脆弱，對外圍的國家沒有約束力，這種結構中的權力不是對結果和資源的影響與控制，而是一種禮儀性的象徵。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貢封秩序』其目的是使儒家文化免受藩邦文化的干擾，從而保證『天下』秩序的穩定、儒家文化的發展及保持其優勢地位。此外，這種結構模式相當鬆散脆弱，並且隨着中原王朝國勢的強弱，聯繫的密度也隨之正向變化。其實，一旦中國在軍事上軟弱無力，無法維持東亞地區的國家邊境以及臨近海面上的和平，既危害中國人本身的國家利益，也不是它的『藩邦』『屬國』的國家利益所在之處。

『貢封秩序』下的中心―外圍權力結構模式，大不同於西方帝國列強的支配式權力中心。西方的模式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礎之上，相反中國則是帶有一種傳播中華文明的使命感。

『厚往薄來』――經濟上的互利平等性

朝貢體制既是中國與周邊國家間表示政治臣屬關係的形式，又是兩國官方貿易的形式。即通過兩國朝廷間的朝貢與回贈，交換兩國的特產和物品，進行以物易物的貿易。周邊國家的稱臣納貢，就經濟貿易上來說，是平等的互利關係，有時候礙於天朝面子，給的多於納入的部分，『朝貢者悉依品級給賜齎，雖加厚不為過也。』周邊國家與中原王朝之間，不僅存在進貢的關係，而且產生了平等互惠的買賣關係，儘管這種商品貿易關係與現在國與國之間貿易相比仍不夠成熟。朝貢尊奉『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的』原則。這種貿易從本質來說是互惠的。『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宋代時，朝貢貿易有了進一步發展，遠至波斯灣的勿巡，非洲之層檀。明朝時候，明太祖堅持『貢奉之物不必過厚，存其誠敬可也』的主張，『厚往薄來』往往給朝貢國家高於貢品的回賜。據記載，永樂十五年，『朝鮮國王李芳遠勤修職貢，遣使齎敕及白金二千兩、文綺表里二百匹……賜其妃文綺表里八十匹。』

帶有鮮明的聯盟外交特徵

當成為朝貢體系的一員時，朝貢國有時依賴中國來抵禦其他國家的侵略，有時依賴中國來制衡內部各派勢力，帶有鮮明的合縱連橫的聯盟外交特徵。

南北朝時，北魏從軍事戰略出發，積極開展對東夷國家的外交活動，並對朝貢之國採用冊封官爵和軍爵制，力圖通過這種政治手段，把東夷國家納入各自的軍事聯盟之內，以削弱對方的力量。而周邊國家也積極開展與南北朝之間的聯盟外交關係，試圖獲得中原王朝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高句麗為了防止與北魏關係的變化，在與北魏結盟的同時，開展「越境外交」，又與南朝結盟，接受南朝的冊封，藉以牽制北魏。』唐玄宗時，因渤海國違背臣節，試圖脫離朝貢體系，引發了一場戰爭。戰爭期間東北亞地區形成兩大聯盟，一是唐朝、新羅的聯盟；一是渤海國和日本的聯盟。唐和新羅有着朝貢冊封關係，因而在唐渤戰爭中新羅完全站在唐朝一邊，任其調遣。與此同時，由於唐與新羅聯盟外交的締結，致使新羅在對日交往中日趨強硬，甚至導致雙方相互驅逐來使。另外，渤海國利用建立起來的渤日聯盟來實現它的抱負，因此，在公元730年8月回訪渤海的蟲麻呂回到奈良，公元732年4月，日本國兵船三百，越海襲我（新羅）東邊。又如宋徽宗時，為達『聯麗抗遼』的聯盟外交目的，更加優待高麗來使，如史書記載：『升其使為國信，禮在夏國上，與遼人皆隸樞密院，改引伴、押伴官為接送館伴。』

朝貢國之間外交地位的不平等性

就朝貢國之間的地位來說，並不是整齊劃一的平等關係。中原王朝一般會依憑周邊諸藩國間的政治臣屬關係如何，來判斷界定其國等位高下。唐開元、天寶年間，朝鮮半島的新羅向唐朝提出以本國為大唐大藩而以渤海國為唐朝小藩的請求，引發『乾寧爭長』事件（小藩國渤海國要求得到大藩新羅之上的席次）。中原王朝對周邊各國的外交禮儀待遇上的差異，反映出古代東亞國際關係體系中各國國力強弱和外交地位。諸藩國中的大藩往往把自己的華夷意識強加給小藩、弱藩，並力圖使它臣服本國，大藩的大國意識與小藩的國際意識（事大主義意識）相合時形成藩望以及諸藩國外交地位上的差異。

總之，『朝貢―冊封』秩序背景下的『天下』觀念與中國視野下世界治理的理想有着某種切合，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含義中涵蓋了治理所需的合法性來源和所依憑的手段。這種完備且飽滿的『天下』思想，為區域性研究提供了一種可供參考的視角。當前國際關係研究有必要加強對個人、跨國行為體的研究，特別是超越國家視界的區域性秩序研究。不可忽視的是，今天中國正在發展崛起為世界性大國，中國也越發融入國際社會，中國的發展模式和路徑不是重溫古代『貢封秩序』下的大國之夢，而是在進入一種新的秩序與取得和諧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