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次男的【金史研究】

  : 李　慶

　　三上次男的【金史研究】（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0―1972）三卷，是他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前後近四十年研究的結晶，反映了日本學界對金代歷史研究的主要狀況。在此略作評介，或可供學者參考。關於三上次男先生的生平事跡，拙著【日本漢學史】第三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稍有介紹，可以參見，不贅。
　　日本近代對金朝歷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三上的三卷書，和三個時期正相對應。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以滿鮮研究為背景的金史研究。
　　這一時期研究的目的和背景，自然和當時日本政府整個侵略中國並經營我國東北地區的國家戰略有關。有的學者已經指出過，這是正確的。劉浦江【遼金史論】自序中說：『據我看來，直到今天，中國遼金史研究的總體水平還沒有超過戰前日本學者曾經達到的那種高度。』據說，有學者對此看法提出了批評，認為不能把日本學者懷有政治企圖的研究成果作為立志要趕超的目標。
　　三上這一時期研究的着眼點，是女真族的社會組織，從社會史角度進行了研究。他早期受教於東京大學的池內宏，到中國東北，主要進行該地區的民族調查。他注意到金朝的社會組織具有兩重性，在1937年出版了後來作為【金史研究】第一部的【女真社會的研究】。這部書主要分為兩個部分：關於女真的起源，關於猛安謀克的研究。
　　（二）戰後，以魏特夫（Wettforgel，1896－）的『征服王朝』理論為背景，重點從女真族研究轉向歷史王朝的研究。
　　三上說，他主要是通過對女真勢力和其他諸民族的關係，對金朝政治體制――包括中央機關，地方政權，還有外地（即新占領的地區）關係的研究，來探討『征服國家，同時也是複合國家的金國的政治性質和社會動向，女真人和其他諸民族的政治、社會關係』。由此可以看到他研究的社會理論背景。
　　三上【金史研究】的第二部，就是對金朝政治制度的專門研究，軍隊制度和官制的研究成為重點，包括對早期的勃極烈、對吸收唐宋官制建立的三省制以及後來以『尚書省』為中心的中央政府的詳細考證。他還對金朝的御史台進行了探討，研究了金的監督制度、裁判制度等。
　　（三）20世紀70年代中日關係正常化以後的研究。
　　這一時期，是日本金史研究展開的時期。學術的理論背景，是世界不同文明交流的觀念。三上在【金史研究】第三部的【前言】中，不無感觸地說：『現在我們回顧日本，在那裡，中國問題像巨人一般地聳立着。如何解決，可以說和我們對中國的理解方法直接相關。』『那裡的人們，是跨越過在廣袤大地上展開的苛酷歷史動盪而繼續生活着的，這是他們無窮的生活力和生命力的證明。』這話的深層，當然可以看出一種對異文化理解的意欲和追求不同文明交流的思維模式。
　　三上【金史研究】第三部，重點是對金朝社會的研究，包括對女真民族的起源、文化、早期的政治制度，如猛安謀克、勃極烈等（這一部分和前兩部有重複處）。還有對女真文字的創立、科舉制度，對社會問題（如金和漢人的關係，對渤海人、對遼人的處置方針）以及金朝和南方宋朝的和戰關係、和高麗的關係等的研究。
　　綜觀上述的過程，三上次男金史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有：
　　
　　一、對女真起源的研究。主要有兩個問題
　　
　　（一） 對女真人種或民族的起源的探討。
　　女真人的遠祖，究竟何在？此前，內滕湖南的【女真種族的同源傳說】（後收入【東洋文化史研究】），池內宏的【完顏氏的曷懶甸經略和尹的九城之役】（後收入【滿鮮史研究中世】第二冊），小川裕人的【關於三十部女真】（【東洋學報】24卷4號），田坂興道的【關於完顏氏的三祖傳說】（【歷史學研究】第8卷第6冊）有不同說法。三上分析了上述諸說，進一研究了有關史料後認為，其實女真祖先，並非像有些學者所說，是源於王氏高麗，而應該源於高句麗。產生這種錯誤的原因，是因為在中國的史書中，很多地方都把高句麗寫成高麗。
　　（二）對金興起之地――寧江州城的探討。
　　遼的天慶四年（1114）九月，阿骨打徵得女真族兵二千餘人，在遼控制女真的戰略要地寧江州打敗了遼軍，奠定了開創金國的基業。對於這和金朝興起密切相關的寧江州的位置，則有不同的說法。（1）根據【吉林通志】所載，認為是在當時榆樹縣陶賴城北的石頭城子（今吉林省扶餘縣石頭城子）。日本的松井等從此說。（2）池內宏則認為，當在雙城和五家店之間的大榆樹（或謂榆樹溝）附近。三上對於上兩說都不贊成，認為石頭城子說有明顯不妥之處，他提出，寧江州應當在大榆樹更西的混同江附近。對於一般持『石頭城子』說的我國學界，這是可以參考的見解。
　　
　　二、關於金朝研究文獻的考證
　　
　　三上的論述中，對文獻多有考索。如對金朝的職官制度進行研究時，列出了有關的基本史料。【金史】以外，如劉祁的【歸潛志】，失名的【大金吊伐錄】、【大金集禮】，孔元措的【祖庭廣記】以及各種文集，如蔡松年的【明秀集】、元好問的【中州集】、王寂的【拙軒集】、張秉文的【滏水文集】、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等等，可供後來者參考。特別他對張棣【金國志】的考索，值得重視。
　　張棣的【金國志】，在【直齋書錄解題】卷五有記載，但是原書已經散佚。中國學者陳樂素在【三朝北盟會編考】（載【語言歷史研究所集刊】第六本）中，曾有所考訂。三上作了近一步的考證，認為【三朝北盟會編】中所引的【金虜圖經】就是【金國志】的別名，並對該書的成書時代、內容、體例和其他諸書，如宇文懋昭的【大金國志】、【金志】的關係，進行了探討。
　　
　　三、對金的軍隊制度――猛安謀克的研究
　　
　　【金史研究】第一部中，對猛安謀克制度進行了詳細的研究。
　　【金史・兵志】載：女真初起時，『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夫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三上指出：『猛安謀克制度的研究，對於了解金代的女真人，是必不可缺的。』他把猛安謀克的歷史發展，分為幾個階段：
　　（一） 舉兵前和舉兵創立時期。
　　根據上述【金史兵志】的記載，一般認為猛安謀克制度是在阿骨打建國起兵反遼時所創立。三上不僅注意金朝，而且還注意此前女真社會中的萌芽狀況。他通過考查，指出：『猛安和謀克，不是在寧江州戰以後創立的，在此以前就存在。』『猛安也好，謀克也好，在此前的女真社會中作為一種軍事上的位置已經存在。只是，猛安是在動用大部隊時臨時設置的，不像謀克那樣常置，所以在史書上未顯現出來。』
　　（二） 從創立到大會初，是該制度發展的階段。
　　收國二年（1116），阿骨打打敗了遼大祚帝的親征，基本上統一了女真族，於是，就在新控制的地區，推行猛安謀克制度。到天輔五年（121）的五年間，在遼東地區實行這一制度，是整頓女真內部社會的時期。
　　（三） 從天會年間到熙宗時代，是想把該制度推行到已控制的遼國以及長城內漢人居住的華北地區時期，也是制定猛安謀克等級化的時期。
　　皇統五年（1145），金熙宗分猛安謀克為上、中、下三等，『宗室為上，女真為中，混有奚、契丹、漢人者為下』，並且明確規定，可以世襲。
　　三上認為，這樣的規定，和『在建國以前女真社會中，成員相互間沒有很大的階級性差異』的情況，有了很大的不同，『正是猛安謀克的階級制，過去的女真國家實際上崩潰了』。這是很有見地的看法。
　　更重大的變化，是使大量的猛安謀克向華北，進而向淮河流域移住。這過程中，有着金國內部政治鬥爭的因素，而這樣的移住，也產生了各種社會矛盾，促使了該制度的衰滅。
　　（四） 等級制的廢止和國家對猛安謀克的省並
　　

　　到了海陵王、世宗時代，對於猛安謀克的管理明顯加強。海陵王取得政權的次年大德二年（1150），就對猛安謀克進行了省並，並且廢除了等級制度。
　　對於女真族以外的猛安謀克，因1163年移刺（耶律）窩斡等領導的契丹人起義被鎮壓後，世宗罷除了契丹猛安謀克，把他們的分隸女真猛安謀克，對其餘的及奚人的猛安謀克，也逐步並省。同時，出於政治的意圖，對舊勢力進行打擊，遷都燕京。
　　（五） 衰敗和崩潰的時期，就是從章宗時代開始，到宣宗金末。這一時期，猛安謀克明顯地衰敗了。三上指出，章宗『儘管採取強化統治的方針，但是，猛安謀克內部的惰弱化傾向，沒有任何改變』。金宣宗南遷後，『過去有千人、百人、有組織的猛安謀克軍，現在成了每謀克25人，4謀克即為一個猛安的狀況，以這樣的慘狀上戰場。所剩的徒有外殼。過去為金國力中心的猛安謀克部，到了這個地步，終於崩潰了』。
　　研究了縱向的歷史過程，三上還從橫向的角度，對猛安謀克進行了各個具體領域的研究。比如官吏特徵、社會構造、軍事角度、居住地的關係等。
　　
　　四、對行政制度官制的研究――從勃極烈到尚書省的變化
　　
　　勃極烈，原來是女真語『官人』之意，這個詞的意思，朱熹在【朱子語類】中就曾和弟子談過。三上【金史研究】的第二部，主要就是官制的研究。三上早在1936年就發表了【關於勃極烈】（【史學雜誌】47卷8號），此後，相關研究一直不斷地進行。他指出，必須從一種變動的角度來認識金代的官制，而不能簡單地照錄【金史】。也就是注意到這些官制都有一個歷史的變動過程，注重分析和確定【金史】所記載職官的歷史階段性。他把金代官制分為四個階段：
　　（一） 女真族發跡前，在其發源地區，即『出虎水』地區時，有原始的『國相』制度。
　　（二） 阿骨打建國。建國之初，有『勃極烈』制度，在不改易『舊俗』的情況下，把原有的部落聯盟機關改造為國家機構。新的國家政務機構，由數名『勃極烈』組成。設立『都勃極烈』，作為嗣君。出現了『國論勃極烈』、『（言音）班勃極烈』、『國論乙室勃極烈』、『國論移賚勃極烈』等不同的名稱。勃極烈體制到天會十三年（1135）被廢止，它在不同時期，在政權中的地位各不相同。三上對此過程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考察。
　　（三） 熙宗天會13年（1135）的官制改革，廢除勃極烈制，採用尚書、中書、門下三省，而把原來的勃極烈宗翰、宗磐、宗干任命為師、傅、保，『並領三省事』。這是模仿唐代的『三省制』，並參考了遼制的結果。
　　三上對有關三省的史料、三省設置的年代、具體的組織形式和權限進行考察，認為這一制度雖然形式上和唐代相似，但是，『和唐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總括敘上政務的宰相是尚書省的左、右丞相及受委託的平章政事；還有，左丞相兼作為門下省長官的侍中，右丞相兼中書省長官的中書令。這是和宋制的相似點』。
　　他還指出，在整個金朝興亡過程中，三省制度也有相當的變化，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尚書省的不斷強化。
　　（四） 到了海陵王時代，正隆元年（1156），又廢除中書、門下二省，形成尚書省制度。尚書省為唯一的最高輔政機構，尚書令為全國最高行政長官。他具體地論說了尚書省的運作情況和各個官員的職能。
　　他探討了這樣變化的原因一是體制上的必然，一是政治上的需要。並論說了尚書省確立的政治意義和有關問題。此外，他還探討了作為監查機構和審判機構的御史台。
　　
　　五、女真和金朝的內部社會構造的研究
　　
　　對原來的渤海人、遼人、漢人在金國內的相互關係，三上在【金朝前期的漢人統治政策】、【金朝漢人的改俗問題】、【金世宗和漢人統治】（都收入第三部）中，作了非常具體的研究。比如，在熙宗時，對於猛安謀克的等級區分，表現了民族間的等級。『對於宋人改俗的實施，是天會三年（1125）十一月下旬，隨着金軍南下開始的』。他認為，要求漢人的改裝改俗，開始時是強制的。而對漢人的政策，有一個從鎮壓到安撫的變化過程。對知識分子，則有從簡單的利用到『懷柔』的變化過程。
　　作為社會構造更具體的探討，是對金的婚姻制度和宗族的個案研究。三上在【遼末金室完顏家的通婚形態】文中，對女真特別是完顏家的通婚形態，進行了專題探討，重點放在對金朝貴族的婚姻的分析上。他指出：【金史・世戚列傳】的贊語，列出了徒單、唐括等七家，云『天子娶後必於是』，給人以金朝完顏氏貴族實行族內婚的印象。
　　他認為，為了明確建國前女真族的社會控質，對他們的婚姻狀況進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由於建國前金史男子的側室，往往多是被征服家的女子，或無法確定人家的女子，因此在研究中，『必須只以正室作為問題的對象』。他通過考察，認為：『完顏氏同族內部不通婚。』和金室（他指的是出虎水完顏氏）通婚的人家，有唐括、徒單、蒲察、烏古論、裴滿、紇石烈、烏林答、仆散以及奴懶、烏延等十氏。在此基礎上，他對具體情況進行了論說，又進一步對金建國以後，外戚在金朝政權中所占的地位、對政治的影響進行了探討。
　　
　　六、對金的政治史、政治事件的研究
　　
　　三上在【金史研究】第一卷中，概述了前期的形成和發展歷史，對幾個關鍵性的事件如寧江州之戰、出河店之戰，攻陷黃龍府、保州、開州的攻略等過程進行了考索，論說了女真族如何在遼的統治下崛起，一步一步地從統一自己的部落，到控制了整個遼東的具體過程。
　　三上的【關於金朝初期的路制】還對金朝地方統治機關『路』的建制過程，具體的機構組織，施行的理由和目的，和宋制、遼制的關係等問題，以金朝早期在東北地區的統治為對象，進行了專題研究。
　　
　　七、對金和各個相關政權以及外國關係的研究
　　
　　對金和宋遼元等的關係，三上有【高麗顯宗朝高麗和女真的貿易】、【高麗仁宗朝高麗和宋的關係】等文，從整個東北亞的視野對三方面相互關係進行探討。這或是可以進一步再展開的課題。
　　八、對金的語言、思想文化藝術的研究
　　三上【金史研究】三收錄的【金代中期女真文化的振興運動】對此作了論說。他指出，女真建國以前沒有文字，當時的文書，是採用漢字或契丹字寫成。在建國以後，『天輔三年，八月己丑』，『頒女真字』。並由此採取了一系列的發展女真文化的措施，比如設立學校、建立科舉制度、翻譯漢文書籍、禁止進入華北等地區的女真人改姓等等。三上對這些措施和實施情況進行了探討。指出：從世宗到章宗『進行了種種女真文化的振興運動。但是，儘管作了這樣巨大的努力，這些運動最終沒有達到預期的好結果』。『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被中國文明的根深蒂固性壓倒的女真人的形態』。
　　三上在【金的科舉制度及其政治側面】中，對金朝的科舉制度從天會元年十一月（1133）確定，第二年實施，到天德二、三年（1150－11051）改革基本確定的過程進行了探討。他認為，科舉最初是鄉試、府試、省試三試，天德時加殿試，為四試，到章宗明昌元年廢除鄉試，為府、省、殿三試。三上還具體研究了考試的程序、時間、地點、參試者的資格、考試科目、進士及第者的人數等，勾畫了金朝科舉的整體面貌。他指出：『通過天德三年科舉制度的改革，可以看到皇帝對漢人的統治方針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及漢人政治、社會地位的提高，同時，也必須注意，海陵王強行中央集權的意圖明確化了。』從而點明了科舉制度改革和金王朝內部政治權力構造變化的內在聯繫。
　　以上，對三上次男有關金代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簡單介紹。筆者在拙譯【氣的思想】的重版前言中，寫過這樣一段話：『越來越多的學人，都逐漸地認識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僅屬於中國，也是人類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世界各種文明的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哪怕是在最傳統或經典的領域，要從事研究，也必須吸收其他國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只有這樣，才能有真正的創新和發展。這或許也說明，新時代的學者，在隨着這數十年我們國家的發展，已經逐步走出了妄自菲薄、否定一切的焦躁感，開始，或者說已經有了比較開闊的學術視野，逐漸以平等的、冷靜的學術心態來面對我們的傳統文化，來審視中華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了。這是一種成熟和自信的表現。』自認還無大錯，或可以此作為本文的結束。
　　（作者單位：日本金澤大學外語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