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和【甲申三百年祭】中的所謂『教訓』（1）

  來源: 光明網

前一陣讀劉志琴先生的【晚明史論】，感慨良多；注意到國人的關注似乎在從晚清史轉向晚明史，更是令人感慨良多。晚清和晚明，同是末世，卻也風貌各異。一部晚清史，讓人看到了回天無力然而卻始終不斷的掙扎――從亂世能臣的中興努力，到年輕君主的急切改革，從富國強兵的功虧一簣，到時至末季時的自救『新政』……其
間不乏統治者和不同階層、集團的不斷嘗試、努力、乃至垂死一搏。雖然終於是時運已去，但也好歹曾經『屢敗屢戰』。而晚明史可就不同了。應當令人驚訝的是，晚明史中我們看到了統治機構幾乎自行解體的荒唐局面。雖然到最後關頭出了一個崇禎皇帝企圖力挽敗局，他的作為也確實並不全然像一個亡國之君，然而他卻還是成了那個『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的賈探春，他那來得太晚的改革，只是加速了亡國的進程。我曾經在評論一個與晚明史毫不相干的外國政治家時說過，『太早提出的改革思想會斷送思想者，太晚實行的改革措施會斷送實行改革的社會』，看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明朝的政局，恐怕在張居正改革失敗之後，就已經無可挽回地走上了滅亡的不歸路了。久病之人，一劑猛藥下去，若是不能起死回生，則必定加速其死亡。專制體制恐怕尤其如此。改革是要消除弊政的，但是一旦人們發現『改革』總是被『弊政』所消除，就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改革來復去，弊政卻留着，只有弊政是不朽的，一旦人們看到了這一點，誰還去費力推動『改革』這塊西西弗斯的巨石啊？於是，整個國度里曾經被改革一時振奮起來的心志，就會突然崩解墮地，被極度的厭倦、漠然和麻木所取代；上上下下，得過且過，玩世不恭、縱情逸樂、犬儒主義，都成了基本的時代特徵。就像劉志琴先生的書中所提到的那些現象:在上，『晚明數代皇帝不理朝政。世宗中年以後就不見朝臣；穆宗即位三年也不向大臣發
一句話；神宗從萬曆十七年後三十年只因梃擊案召見群臣一次，連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積如山，不審不批，把一切政事置之腦後，深居內宮，尋歡作樂。』在下，『地方官員更是擅離職守，有的衙門長達十多年無人負責。缺官情況愈來愈加嚴重。』據【明通鑑】統計:『萬曆二十八年中央兩京缺少的官員，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地方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時隔五六年，九卿強半虛懸，甚至闔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到萬曆四十年中央六部尚書只剩下一個刑部尚書趙渙，吏部、兵部、禮部、戶部、工部都沒有專人負責。』整個國家機器，似乎只是靠着某種慣性在有氣無力地滾動、苟延。ナ贅ㄒ斷蚋唚慷檬閉之敗壞，憤而辭職，他悲嘆:『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留何益！』又說，『臣進退不置不問，而百僚必不可盡空，台諫必不可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腑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他對這種局面充滿了憂慮:『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不知這位因無力抗衡閹黨而辭相回籍的尚書閣老，在寫下『白石清泉故自佳，九衢車馬亂紛拿。欲知此後春相憶，只有豐臺芍藥花』的美好詩句時，究竟是深情和憶念，還是感慨和無奈？
這麼一種局面，竟然能夠繼續『死而不僵』地苟延殘喘百餘年，這在現在看來似乎有點費解。細想起來，理由可能也很簡單，那就是，一、恰恰是王朝行政能力的削弱乃至瓦解使得『民』（包括農民和市民）有了喘息的間隙和可能，其間雖然間或有天災人禍，有稅吏之橫暴、有局部之民變，但是在其時的資訊條件下，只要信息不傳播，則民變也就不蔓延，局部造反不會引發全局性的騷亂，於是，民眾就在相當低的水平線、相當惡劣的生存狀態中勉強『活着』――只要沒有流民起義像『大串聯』似的把動盪的信息傳播到各地，局勢也就在崩潰瓦解的臨界點附近苟延。二、更為根本的原因是由於農業社會本身的周期、節奏極為緩慢，於是，除非在短期內出現過於暴烈的天災和人禍，例如連續的嚴重災荒，再加上過於殘酷的人為盤剝，就不至於釀成大禍。一般情況下，大動亂多是在連續幾年的災荒之後，再加上政府依然橫徵暴斂才引發的。所以，應該說，正是農業社會本身的特點，是它那極為緩慢和遲滯的周期和節奏，挽救、或者說維繫着瀕於解體的晚明王朝。

但是苟延殘喘畢竟是苟延殘喘，一個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也終於不可能永遠垂而不死。而在提到明朝的滅亡時誰都不可能不提到的，是李自成，是甲申年。這一方面固然因為它是歷史，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更重要的還是因為這一段過去的歷史碰巧不幸與現代的歷史深深糾纏在一起。而這一糾纏的中介環節則是郭沫若的那本【甲申三百年祭】。而且晚明史，就曾經基本上被歸結為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所提供的『教訓』，這就更是值得玩味的一件事。
平心而論，郭沫若這本曾經影響很大的書並不是認真的史著，卻應當算是影射史學的傑作。他要罵的是國民黨。這從作者不無得意的附識中可以看出:『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刊出，連載四日。二十四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專門寫一社論，對我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尷尬相是很可憫笑的。』而這位四川才子行文流暢、一氣呵成的大著的收篇之處更是馳騁詩人的想像力，對那一段晚明歷史作了這樣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