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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北京日報
鄧拓所著【中國救荒史】，編寫於抗日戰爭以前，是中國第一部較為完整、系統、科學地研究中國歷代災荒及救荒思想的專著。圖為年輕時的鄧拓。
在國內外學術界，只要一提到救荒問題，就不能不想起1937年由鄧雲特(即鄧拓)撰寫、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救荒史】，這本書被譽為中國救荒問題研究的『扛鼎之作』。那麼，鄧拓是怎樣研究救荒史的呢？作為新聞界的一名健將和『精神界之戰士』，鄧拓又是如何與中國的歷史研究、特別是救荒史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呢?
鄧拓為何要研究救荒史
說起來，這大約也正是他傳奇式文墨生涯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一頁了。誰能想到，一部二十五萬字的經典學術名著，竟是一位二十五歲的革命青年，在他的第二次鐵窗生活之前，利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所完成的呢。
1933年秋，第一次被捕出獄的鄧拓，因失去了和黨的聯繫，先是回家鄉福州療傷，後又於次年轉道上海，往至河南開封，經其兄鄧伯宇的介紹，進入河南大學經濟系就讀，並在隨後的三年度過其一生中極其難得的平靜生活。不過，安定的生活環境，不僅沒有消融其鬥爭的意志，反而玉成了一位卓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中國救荒史研究園地中迄今為止最為著名的專家。當時，他在寫給同學的一封信中曾經這樣說道，『目前困難當頭，我們應該做一件扛鼎的工作，不是在戰場上和敵人進行生死搏鬥，就應該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寫一、二種大部頭的學術著作，發揚祖國的文化』。(廖沫沙等:【憶鄧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頁)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鄧拓充分利用了當時相對平穩的環境和河南大學以及附近學校大量的圖書資料，孜孜不倦地致力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力求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之下探尋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他發表的多篇學術論文，在當時的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震動。在研究過程中，有關中國災荒問題的史料是如此的觸目驚心，以致引起了這位青年史學家的注意，並隨時把它們匯編在一起，後又以此為選題撰成畢業論文。適值商務印書館正在組織出版『中國文化史叢書』，鄧拓即以中國救荒史為題應約，但由於各種情況的阻滯，當接到限期交稿的通知時，為時已極緊迫。鄧拓不顧暑天酷熱，一邊寫作，一邊請人謄抄，夜以繼日，落筆如雨，終於克盡其功。此後不久，他因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再次身陷囹圄。只是由於其長兄親身赴滬，他的書稿才得以及時付梓問世。
鄧拓為什麼能在很短時間內寫出這部『扛鼎之作』
鄧拓所著【中國救荒史】，編寫於抗日戰爭以前，是中國第一部較為完整、系統、科學地研究中國歷代災荒及救荒思想的專著。圖為【中國救荒史】封面。
當然，鄧著【中國救荒史】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殺青，除了他的勤奮與博學之外，還與歷史上悠久豐厚的救荒思想之淵源分不開。
自古以來，我國即是一個多災的國家，災害頻度之繁、強度之深、廣度之大，世所罕見。歷代封建統治階級中比較賢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從維護自身統治利益出發，也曾提出、設計和制定了不少救治災荒的思想、措施和方法，經數千年的遞嬗演進，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救荒理論和救荒機制。近代以來，特別是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伴隨着內憂外患日甚一日，自然災害也更加頻繁、更加嚴重，以致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許多有識之士在批判和繼承古代救荒經驗的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災荒的成因、危害及其救治的途徑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思考，初步建立了具有現代科學基礎的治災救荒思想，相關著述亦蔚為大觀。這就為鄧拓救荒理論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素材。
不過，這些著述大都只是涉及某一歷史時段或某一方面的災荒、救荒問題，少有系統的探析，而且畢竟由於歷史的或階級的局限，而在分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化、絕對化和唯心主義的錯誤，只有鄧著以其翔實的史料、縝密的分析、科學的歷史觀和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成為其中的『扛鼎之作』，並將中國救荒史的研究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
全書共分三編:第一編是關於歷代災荒的史實分析，作者根據各種可靠的歷史資料，運用統計方法，第一次全面準確地探討了中國歷史上自遠古以迄於民國歷代災荒的實況及其演變趨勢和特徵，同時分析了災荒的自然、社會成因及其相互關係，並從人口流移和死亡、農民起義、民族之間的戰爭、經濟衰落等方面，就災荒對社會的實際影響作了較具體的論述。第二編『歷代救荒思想的發展』，首先對相應歷史時期的災荒救治思想進行了科學的歸類，也就是將其分為天命主義的禳弭論、消極救濟論、積極救濟論三大類，其中消極救濟論又分為遇災治標論(包括賑濟、調粟、養恤、除害)和災後補救論(包括安輯、蠲緩、放貸、節約)兩小類，而包括重農、倉儲在內的『改良社會條件』論和包括水利、林墾在內的『改良自然條件』論則是積極救濟論的主要內容;繼而對各類救荒思想的內涵、特點及其社會根源和歷史演進趨勢亦條分縷析，系統而清晰地揭示出中國數千年救荒思想的全貌和發展脈絡。以此編的分類為基礎，作者在全書的重點第三編中，詳盡地探討了『歷代救荒政策的實施』及其利弊得失，既總結了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又為未來救荒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從史實、思想到政策，作者第一次全面完整地論述了中國救荒史的狀況，可以說，這是該書區別於其他同類的鮮明特點之一。
在文中，鄧拓並無一字明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但卻時時透析出一種唯物辯證法的精髓
對於此部著作，作者解放後在重印本序言中曾將其視之為自己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副產物的一種』。然而正因為它是這樣的一種副產物，就使得作者在一開始清理歷史中國的災荒狀況和救治對策時，即將其納入到此前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已經初步掌握的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分析框架之中，第一次對災荒問題進行了真正科學的論述，其作品也因此成為馬克思主義救荒史學篳路藍縷的開山之作。實際上，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部『扛鼎之作』並不同於其他救荒著述的最重要的原因。
綜觀初版全文，作者並無一字明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但卻時時透析出一種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在『緒言』部分闡述『災荒』的定義時，作者即一反古今學者僅僅『以表面現象之攝取為足』，而『以客觀存在之一般具體事實之全內容為根據』，明確指出『災荒者，乃以人與人社會關係之失調為基調，而引起人對於自然條件控制之失敗所招致之物質生活上之損害與破壞也』。他還進一步指出，『吾人慾尋求歷代災荒積累發展不斷擴大再演之原因，惟有於此人與人之生產關係中求之』。基於這樣的認識，他批判了以往有關災荒成因的比較流行的『自然條件決定論』、『技術落後決定論』以及『人口決定論』，認為『從來災荒之發生，帶根本性的原因無不在於統治階級的剝削苛斂』。他指出，地理環境、氣候變遷等自然條件固然是構成災荒的原因之一，『但並不是終極的惟一的原因』，作為一種外部條件，『惟有通過社會的內在條件，才能對社會發生影響』;生產力的落後、技術的不進步，『實為自然條件得以發生作用而加害於人類的基本原因』，但『不應脫離生產關係而孤立地考察生產力的發展』，『如果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生產關係能夠與生產力相適應，因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那麼，即使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也可能避免天災的襲擊，或減輕災荒的兇險程度』;至於從人口的過多來解釋，雖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絕不是『徹底之科學觀察法』，因為人口因素，作為一種社會條件，是離不開『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人與人的生產關係』這一『基本的社會條件』的。鄧拓在這裡所作的論述以及他在此後展開來的對災荒與苛政、戰爭、生產技術、社會變亂和經濟衰敗等相互關係的分析，恰恰是以這種『徹底之科學觀察法』即唯物辯證法為基準，並有大量的歷史事實為佐證，其所得出的結論較之前人也就遠為準確和深刻得多，並為後世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的中國救荒史研究鑄定了最基本的理論框架。而且，從文中的敘述來看，作者實際上已經將主要由大自然造成的『天災』與由此演變而來的主要由人禍造成的『饑饉之患』即饑荒區別開來，從而為後來者在解釋新的社會制度下饑荒絕跡而災害未見減少甚至愈趨擴大的矛盾現象提供了可貴的線索，作者的遠見卓識，於此可見一斑。
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原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本質要求，而救荒史的研究，誠如鄧拓所言，其宗旨本身就在於『揭示災荒這一社會病態和它的病源』，『藉以探求防治的途徑』，所有這一切學科特質再加上鄧拓自己的個性和經歷，又使得他的救荒史研究充溢着秉筆直書和批判現實的鋒芒。雖然我們的史學恰恰也是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開其端緒的，但卻不幸而幾乎成了絕響，當時即使有不少著作對現實亦表示不滿，也絕多隔靴搔癢的『但書』。而鄧拓則將其批判的筆觸一直延伸到他所生活的那個極度黑暗而又兇險不測的年代，對國民政府時期政治的不良、剝削的嚴酷、軍閥的混戰以及救荒政策的弊端痛加針砭，這不正是一位正直的歷史學家執着以求的願為真理而獻身的最高精神境界嗎?（作者李文海為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夏明方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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