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史之宋仁宗重修【新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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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
宋仁宗認為的【唐書】淺陋，下詔重修。前後參預其事的有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人。總的說來，列傳部分主要由宋祁負責編寫，志和表分別由范鎮、呂夏卿負責編寫。最後在歐陽修主持下完成。本紀10卷和贊、志、表的序以及【選舉志】、【儀衛志】等都出自歐陽修之手。因為列傳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歐陽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編寫，出于謙遜，歐陽修認為宋祁是前輩，所以他沒有對宋祁所寫的列傳部分從全書整體的角度作統一工作，因而【新唐書】存在着記事矛盾、風格體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書】署『歐陽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他歷時十餘年完成列傳，於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齊全部列傳的稿子。
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擅長古文，他因參加推行『慶曆新政』的活動，被貶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調到朝廷任翰林學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寫定本紀、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鳴盛以【宋史・宋祁傳】、【歐陽修傳】為據，認為宋祁修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佑、寶元、康定，至慶曆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云云』；『(歐陽)修之修【唐書】，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稿成時，相去已十餘年』，『書成，上距祁稿成約又二十餘年矣』。因此，『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這一說法，迄今仍為部分學者沿用，都未發現王嗚盛搞錯的關鍵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傳】將『詔求直言』的時間誤作『景佑中』，而這又是【宋祁傳】中唯一的一個年號。傳中宋祁受命纂修【唐書】在『詔求直言』前，故王嗚盛誤以為宋祁修【唐書】自天聖至慶曆，前後差不多也是17個年頭。但【宋史・仁宗紀】景佑年間並無『詔求直言』一類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詔台諫非朝廷得失』。【宋祁傳】中宋祁『直言對』後緊接『進溫成皇后為貴妃』，與【仁宗紀三】的記載相符，時在『皇佑』，而非『景佑』。
顯然，【宋祁傳】是將『皇佑』誤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時間提前了10多年。王鳴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隨』，【宋祁傳】說得很清楚，是因為『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傳中雖無明確紀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傳後的，前面【宋庠傳】明明白白地寫着：皇佑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游』。宋庠受牽連罷相在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這一年。此時尚『以稿自隨』，仍在修撰中，怎麼會在慶曆中告成？王嗚盛的失誤，一是不知『景佑』當為『皇佑』，二是後來在【蛾術編】卷九考知『祁修書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獨秉筆，自此出知亳州，皆書局自隨以至於成，凡歷十六年也』，卻仍然堅持『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的結論。【宋史・宋祁傳】的這一年號錯誤，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對】有案語註明『仁宗本紀皇佑三年春三月詔求直言』，『本傳作景佑中誤』而外，迄今竟似無人知曉，請同仁們注意。就整個【新唐書】的纂修而言，應當說：新修唐史前後17個年頭，前10年宋祁主持編修，後7年歐、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書】的指導思想，在【進新修唐書表】中說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i。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商、周以來，為國長久，唯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吉水(今屬江西)人，出身於低級官吏家庭，父早亡，幼時家貧。天聖八年(1030)進士，初仕洛陽，與梅堯臣、尹洙等人聲氣相通，提倡文學變革。景佑初入京後，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主張被貶，慶曆年間，再度積極參與范所主持的『慶曆新政』，新政失敗後，復又長期貶外。至和年間入朝，逐漸上升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權要職位。晚年對王安石新法持反對態度，這大抵是因為歐陽修雖主張政治改革，但態度比較穩健，以為王安石激烈變法流弊甚多。有【歐陽文忠公集】。
宋祁(998-1061)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子京，安陸(今屬湖北)人，後遷開封雍丘(今河南杞縣)。天聖進士，曾官翰林學士、史館修撰。與歐陽修等合修【新唐書】。書成，進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諡景文。詩詞多寫個人生活瑣事，語言工麗，描寫生動。【玉樓春】詞中有『紅杏枝頭春意鬧』之句，世稱『紅杏尚書』。原有集，已散佚，清人輯有【宋景文集】。近人輯有【宋景文公長短句】。
呂夏卿，字縉叔，福建晉江人。仁宗慶曆二年(1042)進士，歷經北宋的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曾官江寧縣尉、直秘閣同知禮院，史館檢修同起居注，知制誥等，是宋代著名的史學家。他貌不出眾，才卻驚人。自幼讀書非常用功，『日誦數千言』，經常『閉門讀書，親朋罕見其面』。
呂夏卿抱負不凡，從小就有文名，二十歲上京參加進士考試，雖沒有考取，但名卻聲震京師。仁宗慶曆二年(1042)，呂夏卿和他哥哥呂喬卿同榜中了進士，被任為廣東端州高要縣主簿，又調任江蘇江寧縣尉。
在仕途上，呂夏卿的才能雖不突出，可是，在學問淵博方面，人們卻十分賞識。歐陽修這樣寫道：『去年柬書來上國，欲以文字驚眾人。駑駘群馬斂足避，天衢讓路先騏麟』。對他十分器重。當歐陽修和宋祁奉命編纂【新唐書】時，因為他深知呂夏卿精通文史，便與宋祁共同向朝廷推薦呂夏卿參加這項工作。在仁宗皇佑元年(1048)任命呂夏卿為編修唐書史官轉秘書丞。
呂夏卿不但是造詣很深的史學家，而且有明智而清醒的政治頭腦。宋仁宗在選用大臣時，曾經向他求取治政之道。呂夏卿向宋仁宗面陳時務五事，並說：『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這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提出防患於未然。他還進一步向宋仁宗提出要恢復以前的屯兵制度，作為鞏固邊防的根本。
呂夏卿的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做史的工作。但是，對於文學，特別是對於詩歌，也有一定造詣。呂夏卿的人生道路，雖不是坎坷，也不轟轟烈烈，但他腳踏實地，勤勤懇懇對工作精益求精，他不計較自己的功利，嘔心瀝血，不吝付出自己重大的代價
【新唐書】比起【舊唐書】來，確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和優點。因為宋代大體上繼承了唐代的制度，為了總結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參考，【新唐書】對志特別重視，新增了【舊唐書】所沒有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書】的首創。【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整理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資料。【食貨志】增加為5卷，不僅比【舊唐書】分量大而且比較有系統、有條理地保存了大量社會經濟史資料。【地理志】着重敘述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產分布、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歷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3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7種曆法，特別是保存了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歷議】，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別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舊唐書】所沒有收錄的。北宋人認為，【新唐書】要比【舊唐書】高明。他們嚴厲批評【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自以為【新唐書】無論從體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書】修成後，其主編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頗為得意地說：『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其舊』，認為這是大大勝過【舊唐書】的地方。的確，【新唐書】從文采和編纂上比【舊唐書】強。因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歐陽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學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當時有『二宋』之稱，宋人【東軒筆錄】說宋祁『博學能文，天資蘊籍』；歐陽修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為其特長。他們筆下的功夫當然不同一般。參加編撰【新唐書】的其它作者，也都為北宋時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間曾公亮【進新唐書表】中所列之范鎮、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都是當時文壇知名人物。范鎮曾為翰林學士，文筆流暢，有【東齋紀事】等百餘卷流傳於世。王疇文辭嚴麗，一向為世所稱。宋敏求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於藏書，曾編【唐大詔令集】和【長安志】，對唐史十分熟悉。劉羲叟是著名天文學家，後來曾助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新唐書】用這些人主筆，自然文采粲然，體例嚴謹。另一方面，宋、歐等人在修【新唐書】時，態度也很認真。歐陽修負責本紀、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傳部分時間更長，前後長達十餘年。他曾一度為亳州太守，『出入內外』把這部稿子隨身攜帶。在任成都知府時，每天晚宴過後，開門垂簾燃燭，幾乎都要著作到深夜。這種認真謹嚴的態度，使【新唐書】在不少方面的確勝過【舊唐書】。【舊唐書】因撰稿時間倉促，有些轉抄自唐實錄、國史的痕跡都沒能抹掉，存在許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樣。宋祁等在新修時，把這些不倫不類的話都刪削了。使【新唐書】在體例和筆法、風格上顯得比【舊唐書】完整嚴謹得多。另外，【新唐書】在列傳的標名上也作了歸納整理，如把少數民族仕唐將領合併到『諸夷蕃將傳』中；把割據的藩鎮也歸到一起來寫等等。這樣，就使得眉目更為清楚。這些都是在文筆、編裁方面，新書勝過舊書之處。
通常都以新書廢舊書61傳、增331傳，但對其原始根據卻說法不一。有說是『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有引作『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馬端臨是引用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清代錢大昕另有統計，也被認為『遺漏很多』。近年來，黃永年統計說，新書共增修了315傳，包括『只有一兩句話極簡略』的記載，不包括『諸帝公主傳所記二百一十二個公主』[8]。事實上，那種『只有一兩句話』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記載，作為『人名索引』開列得越細緻越有利於讀者，但這絕不能視為是人物小傳或新增人物傳，兩者不應混同。其實，關於新書增廢舊傳的情況，【新唐書】的編修者是有他們的統計標準和統計數字的。【郡齋讀書志】卷七【史評類】著錄，呂夏卿撰【唐書直筆】4卷、【唐書新例須知】1卷，為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其中，【唐書新例須知】記有『新書比舊書增減志、傳及其總數』。這就告訴人們，呂夏卿作為編修官，在當時有過統計。儘管在【郡齋讀書志】的著錄中未記錄其『增減志、傳及其總數』的具體數字，但這個統計數字無疑會存於書局，並為各編修官所熟記。據【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書】條引【國史志】云：紀十、志五十、列傳百五十。凡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錄一卷。(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所謂【國史志】，指北宋【國史】中的【藝文志】。北宋【國史】，仁宗天聖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神宗元豐五年修成仁宗、英宗【兩朝國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其中，仁、英【兩朝國史】120卷，紀5卷、志45卷、列傳70卷，宋敏求作為史館修撰參預其編修。因此，【兩朝國史・藝文志】著錄【嘉佑新唐書】，必然要依據當年書局的統計數字，更何況宋敏求又是當年【新唐書】的六編修官之一。【郡齋讀書志】據此記錄了『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言)』，而【直齋書錄解題】則據此記錄了『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為【文獻通考】、文徵明等轉相引錄。筆者以兩部【唐書】每卷人物列傳前的目錄為統計依據，除去各自的重複，所增(包括正傳、附傳)、所廢(僅指正傳)數字極為接近上面所引【國史志】的數字(諸帝公主不在統計之列)，證明『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確實是【新唐書】書局留給後人的一個權威性的統計。今後，再引用這個數字時，不要誤以為是書局『局外』人的說法，並請分清其增、廢的具體情況。
二、在史料方面，因為北宋時期比較安寧，有許多在戰亂時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徵集和整理。據專家估計，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時參考史料達三百種之多，【新唐書】的修撰與【通鑑】時間相近，司馬光看到的，宋、歐等勢必見到。如在【新唐書】增加的【李績傳】記載立武后之爭時的態度，記房玄齡論守成之難易，都是【舊唐書】和其它書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書】的【食貨志》裡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糴、礦冶等資料；【地理志】記載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況和各州的土特產，也都是他書少見的珍貴史料。歐陽修還是當時有數的金石大家，他對古代金石學頗有研究，曾撰【集古錄】，用金石刻的記載考證史實。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穎達碑文考證出這位唐初傑出經史學家表字沖遠的事實。這些都使【新唐書】在某些史實考證方面略勝【舊唐書】一籌。
新唐書還在列傳中保存了一些舊唐書所未載的史料。自安史之亂以後，史料散失不少，穆宗以下又無官修實錄，所以宋祁為唐後期人物立傳，採用了不少小說、筆記、傳狀、碑誌、家譜、野史等資料。同時，還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傳。關於少數民族的種族、部落的記載，新唐書比舊唐書多而且詳。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新唐書】載：『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百數十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為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這一切對修唐書都提供了有用的資料。許多列傳中採用了小說、文集、碑誌、逸史和政書等文獻。諸志在採用『舊書』各志資料之外，又有新的擴大。有關實錄、政書、逸史、文集、碑誌以及小說等文獻，均在採摘之列。
三、【新唐書】在體例上第一次寫出了【兵志】、【選舉志】，系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和科舉制度。這是我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保存了我國軍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許多寶貴史料。【新唐書】的宰相、方鎮諸表，也給讀者認識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鎮勢力的消長，提供了一條線索。著名史論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志、表』。這是公允的評價。自司馬遷創紀、表、志、傳體史書後，魏晉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書】始又恢復了這種體例的完整性。以後各朝史書，多循此制。這也是【新唐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此外，由於歐陽修過分強調寫史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有些史實他是有意避諱的。如後周有位大將叫韓通。他忠於後周王朝，反對趙匡胤的陳橋兵變，歐陽修就不給他立傳。這在當時就遇到同輩的議論。據周密【齊東野語】記載，當時有個史學家劉(曾參加【資治通鑑】的編寫)，曾問歐陽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脫稿沒有，焦說即將脫稿。劉又問：為韓瞠眼(韓通的外號)立傳沒有，焦說沒有。劉大笑說：『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這個故事說明歐陽修也未能完全忠實於歷史。這是時代給歐陽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說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書】也有明顯的缺點，最主要之點是封建正統思想較為嚴重。編寫者對隋末、唐末農民起義大加撻伐。在【黃巢傳】前冠以『逆臣』二字；對隋末竇建德等農民軍使用了極為惡毒的詞彙，如『蝟毛而奮』、『磨牙搖毒』、『孽氣腥焰』等等。對武則天，則誣為『弒君篡國之主』，聲言寫【武后本紀】目的為『著其大惡』，以便清算等等。諸如此類，都可看出【新唐書】在觀點的正統方面更勝於【舊唐書】。在寫法上，【新唐書】也有不及【舊唐書】的地方。例如有的紀、傳失之太簡，甚至作了毫無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評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書】本紀較舊書幾乎減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統計，【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到【新唐書】僅剩下九萬字，而【哀帝本紀】舊書約一萬三千字，新書只剩千字左右。這種過簡的寫法，使【新唐書】失去了許多重要史料。又由於苛求文字精煉，宋祁、歐陽修等不惜刪去許多重要情節，如【舊唐書》裡寫得十分生動、極為悲壯的【封常清傳】、【高仙芝傳】，到新書刪削得索然無味。尤其不應該的是由於排佛的偏見，【新唐書】將玄奘、一行等事跡一概不寫，致使這兩位偉大翻譯家和科學家，在【新唐書】中竟無反映。
由於【新唐書】歷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統地位，一般人只讀【新唐書】而不讀【舊唐書】，所以【新唐書】宋以來的版本遠多於【舊唐書】，流傳的主要版本有：(1)南宋刻本4種，分別是十四行殘本，舊藏z宋樓，現藏日本靜嘉文庫；同十四行元補版殘本，藏於北京圖書館；十六行殘本124卷，亦藏北京圖書館；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舊藏嘉業堂。(2)元刻本，明國子監根據元版修補印行。(3)明刻本3種，分別是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曆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十七史本。(4)清刻本多種，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沖【唐書釋音】25卷。殿本又有各種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縮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開明二十五史本等。(5)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以靜嘉堂本為主，配合『北圖』、『雙鑒樓』及『嘉業堂』藏本，保存了【新唐書】舊刻的真面目，勝於殿本。(6)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華書局又推出了簡體橫排本。
後世對【新唐書】進行糾謬、辨證的著作頗多，舉其要者有：(1)吳縝【新唐書糾謬】，20卷，分20門，凡400餘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書，紹聖四年(1097)上於朝廷。(2)汪應辰【唐書列傳辨證】，20卷，專攻【新唐書】列傳缺點。(3)王若虛【新唐書辨】，3卷，見【滹南遺老集】。(4)陳黃中【新唐書刊誤】3卷。(5)佚名【新唐書證誤】(【稽瑞樓書目】注錄抄本一冊)。(6)羅振常【南監本新唐書乙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